◎杨河源

在我极其有限的阅读当中，张远山先生无疑是吾国寓言最为杰出的解人之一。天下读书人多矣，但像张先生那样，日读18小时，一读就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不能说他之外绝无，即使有，也绝不多。

[caption id="attachment_3451838" align="alignnone" width="1080"] ▲《寓言的密码：先秦诸子读法》

张远山 著

北京出版社

2021年9月[/caption]

刘军强先生金针度人的说理写作教程《写作是门手艺》全书十章，“故事”其一。他开篇明义：“在各行各业，‘讲故事’已经成为一种高级能力。即使在严肃的说理写作领域，讲故事的能力也备受推崇。”刘先生的说法，可能很多人都心有戚戚——不喜欢听故事、尤其一生当中从来都不喜欢听故事的人，恐怕比白乌鸦都稀罕。相比干巴枯燥的说教，故事委婉深沉的多维启发，能跟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对话，倒真有刘先生寄望的“外行不觉得深，内行不觉得浅”的韵味。吾国故事当中，轴心时代的先秦寓言，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无论是寓言的数量、质量、影响面，都是后来踵步者所无法企及的。“小年影响，老庄孔墨低于秦皇汉武。大年影响，老庄孔墨高于秦皇汉武。研究中国历史，有时可以绕开掌握刀剑的秦皇汉武，但是很难绕开创造思想的老庄孔墨。”这大概也是张远山浸淫于先秦道术和华夏古道而不返的根本原因吧。

由于人生经验、境遇的各不相同，解读寓言，自是千差万别。在我极其有限的阅读当中，张远山先生无疑是吾国寓言最为杰出的解人之一。天下读书人多矣，但像张先生那样，日读18小时，一读就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不能说他之外绝无，即使有，也绝不多。所以他能取得异常丰硕的著述成果，也就不是偶然。譬如他的《庄学三书》，三种四册达220万字，订正错愕，厘定异文，疏解微言，胜义迭出。所揭“庄学三义”——自“逍”己得“遥”达彼道乘物“游”心、“庄学四境”——至知、大知、小知、无知，将“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汪洋恣肆而扑簌迷离的《庄子》，剖析入微，启人慧思。庄子再世，大概也会认张先生为知音呢。他写于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多种著作，不断再版、修订重版，也足证出版界、读书人对他的喜爱与认可。其中，初版于1999年、再版多次，“做了更多修改，打了更多补丁，比以前各版更为完善”的最新版，也许仍然将是他“引用最多、评论最热、争议最大的一部。”

《寓言的密码》分了三卷。上卷《庄子寓言，江湖圣经》，毫不掩饰作者对庄子的服膺挚爱，解说了混沌凿窍、抱柱之信、庖丁解牛、畏影恶迹、魍魉问影、意怠免患、朝三暮四、巫相壶子、轮扁议书、知鱼之乐等十则寓言。中卷《韩非寓言，庙堂利器》，疏解了大瓠之种、太公杀贤、襄公之仁、齐桓衣紫、孟尝献佩、和氏献璧、龙有逆鳞、造父御马、自相矛盾、詹何度牛、画鬼最易、宋人为楮叶、滥竽充数等十三则寓言。下卷《诸子寓言，满天星斗》则评析了子贡赎人、两小儿辩日、楚人非人、秦赵相约、赎尸诡论、唐鞅招杀、柱厉叔往死、五十步笑百步、戎夷寒死、二桃杀三士、黄公好谦、骆滑牦好勇、割肉自啖、百姓逐兔、曲高和寡、愚公移山、叶公好龙、刻舟求剑、黔驴技穷等十九则寓言。

所选四十二则寓言每条寓言的副标题，张先生概括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主旨，或者寄托了自己的感慨。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间世主义”；襄公之仁：“仁义之雄成了笑柄”；子贡赎人，“反道德的道德高标。”“间世主义”一词，发明权无疑可以归到张先生头上，虽然，他自认是对《庄子》内七篇中《人间世》“人-间世”的合理解读。“中外哲学家大多认为，人有两种处世态度”：大多数普通人的“入世”和少数僧侣隐士的“出世”，也就是吾国传统士人时常纠结的“出处”或者“居处”（“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张先生认为，“出世、入世两分法，容易使人误以为，不存在成熟的其他处世方式。然而自古以来，中国存在着与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全都不同，甚至更为深入人心的第三种处世方式：‘间世’。”

“间世”在吾国传统文化三支柱当中，自当属于道家，“间世”要选出形象代言人，自然首推庄子：“他认为分内外，就是计是非、辨小大，都是执于一偏，均非‘缘督以为经’的中道。只有‘游刃有余’的庖丁式间世，才是不分内外、出入自由的逍遥游，才是‘缘督以为经’的中道。”“《人间世》之‘间’，既是‘间’于‘世’，又是‘间’于‘人’。间于世，就是独立于世界的不同力量之间；间于人，就是独立于人的不同定型之间。”既不媚于上，也不媚于下的庄子，“是先秦乃至传统中国最为伟大的批判者，正是他的批判，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当来，迷途不返的不知凡几，这样“曳尾于涂”的庄子，是一剂解药，令人神往。

《寓言的密码》中类似卓见，当然比比皆是，却正如序言上的作者自陈，“争议最多”。在我看来，引发争议的第一个方面，是也许作者不得不用的一些“大词”表述，譬如“中华文化的至高审美人格——仙人”、“中国技术起步极早，起点极高，这使中国人永远认为古人比后人有智能”、“违反游戏规则，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国耻。但对于先秦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违反游戏规则才是最高游戏规则”之类。第二个方面，体例不纯。既然副书名叫《先秦诸子读法》，时段该严格限在先秦的，结果偏偏要缀上“黔驴技穷”，记性好的读者不会忘记这出自柳宗元的《黔之驴》。张先生倒是对此早有准备，在《后记》中做了何以破例的阐释，“是纪念醉心于改写唐人传奇却不幸早逝的王小波”。饶是如此，倒也暗合了他自己的一个“大词”判断：“违反规则才是最高游戏规则，”颇反讽。

第三个方面，该是作者的智者千虑。譬如他解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为愚民——这当然不是张先生独有的而是最近百十年来学界乃至公众的普遍认识，差不多也算是“庶民的胜利”的映射。在本来还有“理解的同情”的张先生这儿读来，我还是有点诧异，虽然他对孔子、对儒家都有严厉的批评，但大体认同儒家“平和，中庸，不走极端，善于妥协；凡俗，勤劳，热爱生活，富有情趣”的处世态度，更不会否认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教育家”和“愚民”，这俩词并置而产生的矛盾，一望而知。再说了，未知大于已知，绝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易经·系辞》的这句话所指的“百姓”，是其时“贵族”，贵族才有姓有氏，寻常“群黎”不过“黎民”，等同于“群氓”的，氏且不具，遑论姓——放今天，即使我们这些所谓受过完整现代高等教育的，对于我们几乎类似手脚一样熟悉的东西，譬如每天须臾不离的手机，有几个人弄得懂它的工作原理、组件工艺、组件的集成连接呢？又有哪位神仙老师可以教会使用者“使知之”呢？反正我就打算这么“由之”一辈子的。

【作者简介】

杨河源，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曾任职高校、媒体，现为东莞图书馆研究馆员。

审读：谭录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