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通讯员 陈芳

《中庸》原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朱子将其单列，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称“四书”，自此，其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中庸》的篇幅很短，却是“四书”中哲理化程度最高的典籍，而且上接先秦儒学道统，下开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史上兼具承先启后的地位。那么，《中庸》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其学术重要性与现实意义在哪里？何为中庸，何以中庸？近日，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景海峰受邀做客宝安区图书馆，以“《中庸》与儒家的终极关怀”为题，从“诚”的观念切入，对《中庸》所代表的儒家人文精神的超越性展开了论述。

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儒家只有世俗的一面，好像只是一些道德教化，而没有超越性，缺乏宗教性的终极意义和生命关怀。景海峰指出，通过对《中庸》文本的理解，恰恰能明白儒家人文主义理念中的宗教性是什么，或者说人的终极关怀和信仰依托何在? 但这与西方的上帝不同，跟外在的偶像神灵也没有关系，它是把一种自然的、宇宙的整体性和人的生命存在结合在一起来解释的，这与“诚”的概念有关。

景海峰认为，“诚”这个观念，不能仅平面化或通俗化地理解为“诚实”这一品格，在儒家思想中，它有着非常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是所谓“天人合一”的一个枢纽性概念。“天人合一”是《中庸》建构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模式，是儒家的一个最高理想。“天人合一”如何可能？景海峰认为，正是通过《中庸》“诚”这个观念。《中庸》捻出一个“诚”字来，从“天命之谓性”到“诚者，天之道”，为人的存在寻找到了形而上的本体依据，透过对“至诚”精神的阐发，把人与天归并在“诚”的意义之下。在至诚之道底下的天与人，实际上就没有了间隔，在“诚”的意境中完全地融合在一起了。“至诚尽性”“至诚能化”“至诚如神”“至诚无息”四个环节，又将这种关系的紧密性、交互性、流动性、圆融性做了充分的展示。这一“诚”的意义，自由穿梭在天与人之间，使天人关系的各个层面和相关问题都得到融会贯通的解释，因而圆融无碍。正像清初大儒陆世仪所说的: “《中庸》一部书，句句言人道，却句句言天道。能如《中庸》，方始是天人合一。”

需要注意的是，“天人合一”，并不是简单地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过程融汇了人类的全部活动，是从道德、心灵、意志、情感，到知识、教养、行为，包括社会制度的安排都在里面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景海峰强调。人在这个动态的结构之中，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参天地之化育，成就一个美好和谐的宇宙。这个宇宙是具体的，但又不是纯物质意义的，它有某种抽象性，同时也是一个信仰的世界。但这种信仰又不是一个所谓纯自然状态的，不是万物有灵论，不像原始宗教那么简单，它要经过一个人文化的塑造过程，是按照人的精神想象或者可以理解的精神世界的要求，给自然的意义赋予了某种灵气，这种情况下才能讲所谓的“天人合一”，它实际上是一个精神外化和文化创造的结果。

由至诚之“天道”而通贯于效法天地精神的“人道”，人生的道德实践活动从而具有了神圣的意味和某种超越性，而这种特殊的超越正是儒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它既有宗教终极性的祈向，但又不离人伦日用的凡俗境况。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把握住这一“中庸”原则，也就成为儒家思考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理想人格——君子的涵泳即在此无尽的动态过程中。

何为“中庸”？景海峰指出，“中庸”的“中”，按照《易传》“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一个架构，所谓“大中至正”，“中”便具有空间的意义，即今天所说的中心、中央，居于中间的位置，相当于一个枢纽。而从人格的意义或典范来讲，它又是一种“正”，和所谓“邪”、“不正”、“不当”反义。因此“中”不仅是空间的状况，它也是礼义教化的一种全部呈现，只有体现了礼义教化，其现实的状态才能达到所谓“中”的要求。关于“庸”，取程颐的理解，为“不偏不易”。不偏不易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合乎一种“发而皆中节”的要求，是把握了最好的临界点。“不易”则表明其不是一种流变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没有办法来理解的状态，而是一个可以确定和把握的东西，有所谓“常”的面相。那么“中庸”，不是无法说明或无法践行、达到的离奇之境，而是一种平平常常的、非常中和的、合乎自然的状态，且这种状态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景海峰指出，“中庸”表现出的“庸常”，或者“庸言”“庸行”看似很简单，但一个人要真正做到所谓“达”或者“至”的境地，合乎中庸，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这等于是对人的整个生命的最大挑战。人这一辈子，从幼童时期开始，始终处于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和生命历程中，因而“中庸”也并不是僵死的、终结性的东西，而是不断在变化、在活动，在这么一个变动不居的状态里面，怎样去把握你的人生，怎样始终都能做到平平常常，自然是最大的挑战。所以《中庸》讲“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就是说荣华富贵都可以舍弃，可赴汤蹈火去冒死，但要真能做到“中庸”这样的境界，却难乎其难。

“中庸不可能也”的难，体现的也就是“中庸”这个宗教性的、超越的祈望，在凡俗状态中往往是无限的“接近”或者“近似”的动态的历程。“中庸”作为“中”的哲学的基点，寻求的是最佳的、恰到好处的状态，不管是人生，还是对自然节律的把握，都求得一个最佳状态。景海峰认为，从儒家思想的整体背景来讲，这个状态又不是单纯地强调一种静态，比如说一个画面或一个动作在那个节点上可能是达到了某种最佳的效果，儒家对这个“中”的理解往往强调的是一种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意味着达成的难度，这一点，在《中庸》的“中和”与“时中”两个概念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一是“中和”或说“中节”，即是指人的情绪表现出来有节度，恰如其分，符合人所处的场景，符合人的身份以及具体事情的道德要求，而不是一种野蛮的、没有理性的状况。君子的最高目标——“致中和”，就是要去追求这种“中和”的道理和效果，达到“中和”的状态。“致中和”，同样是把整个人生作为一个历程来看待，既是动态的，又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要求、挑战。

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时中”。《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的中庸就是“时中”。“时”这个概念，对理解儒家讲的君子的意义非常重要。君子不是僵固的、一成不变的、以不变应万变的道学先生，不是刻板的、标准化的形态，他实际上在每个时代、对每个事物都有很好的判断和把握，并且能够处理得很恰当。“时”，实际上挑战人全部的心智，包含智慧、知识、能力、道德水平等，是一个人全副身心的修养所集结达到的一种力量，所以要把握“时中”也是非常难的。儒家为什么几千年能够流传下来，就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僵硬的东西，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想力量，这大概就是所谓“时”的意思，就是“时中”。

总的说来，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主要是从道德层面对“诚”所做的发挥，《中庸》里面的“诚”更多的是和天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至诚无息”，可以上借于天，下也可以跟我们日常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它在沟通天人方面，意义是一气贯下的，既有“形而上”天道的问题，也跟道德修养的功夫连在一起。景海峰指出，《中庸》的思想在儒家文献里面确实是极其高明的，这些哲理需要我们不断去思考，因为它非常深邃，涉及了天道、性命的很多问题; 但它又不是始终悬浮在空中，而是有一个落实的可能性，和我们日常的人伦日用是接通的，是通过具体的事项才能呈现出来的。所以它讲的道理不但非常高明，又很平实，是我们体会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道理。

景海峰认为，《中庸》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标志着中华文明的人文化的转折，把具有神秘性的或原始宗教意味的“天命”，转换成了天人合一的“天”。这个天实际上就有了人文化的色彩，就是把人的精神灌注其中，把道德理想、人格境界这些东西跟宇宙自然融合了起来，这个天就不再是跟我们悬绝的、外在的东西，或者令人恐惧的东西，而是跟我们的存在有一种紧密无间的契合意味。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儒家的出现或周代礼乐文化的崛起，对整个中华文明大转折所做出的贡献，即所谓“人文的觉醒”。

据了解，本次讲座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职业伦理”系列讲座之一，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专项资金资助，由宝安区图书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深圳市云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知为书院协办，合作媒体深圳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