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歌乐山下 》(长篇叙事文学)

【作者:肖双红】

【连载23】

胡光院长

一九八三年，熬过了四年大学生活，暑期来了，我们这茬儿学生迎来了毕业季。从此以后，偌大的学校即使人影憧憧，也听不到多少毕业生们的声音，除需要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同学而外，其余的毕业生的精神却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人们习惯了与老乡之间互相聊天、交流情感，一旦有了一点分配方面的信息，立即会形成暗流，在同学们中间七弯八拐地流动。那些时，我独自呆在寝室里，空虚和伤感，像两只缠人的蜘蛛，用它们吐出的丝织成一张网，牢牢把我罩住了。

我信步走向东山大楼，希望在那儿能碰上有什么消息的同学或者老师，打听一点有益的信息。然而，也许正好是午休时间，我没有看见任何人从我身边走过。百无聊赖，我在学校的通告栏上，看见了通缉“二王”的悬赏通告。通告上有奖励，钱的数量相当可观，按照当时来讲似乎是个天文数字。

大王是个有劣迹的惯犯，小王在部队里待过，枪法很准，能单手换弹夹，速射的成绩破过纪录。两兄弟抢了不少地方，主要是储蓄所和金店。一人一把手枪，子弹上千发，都是小王从部队想办法寄给大王的。如今很难想象，当时的一封家信里夹着五发子弹是如何做到的。

到了后期，他们还进民宅。重庆市乃至全国的警察都在追捕他们，大街小巷都张贴着关于他们的通缉令。据说，两人身上还绑着几公斤的现金和金条，没地方吃饭，就进居民区吃，把主人绑上，自己在厨房做饭，吃完就走，不怎么伤人，有时还留点饭钱。

后来，两人把钱和首饰扔进河里，与追捕的警察进行对抗。再后来，消息传下来，两人已经被击毙了。坊间传闻，两人都瘦得像饿狗一样，穿着单衣趴在雪里。准确地说，大王是被击毙的，小王是自己打死自己的。但是，公安机关关于他们的通缉令还在学校的通告栏上贴着，招招摇摇的，纸片已经完全破损。

Δ1980年代的重庆市内，依山而建的平房高低不平，山城的风韵尽显无遗。（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路过通告栏，感觉重庆的空气异常沉闷。虽然天是晴的，但却不是那种一碧如洗的晴朗，而是乌蒙蒙的晴朗。那是中午的时光，当时正是盛夏，我情绪非常不稳定地在东山大楼闲逛。

等待分配的时候往往是很折磨人的。那一年，还出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其他地方的毕业生都能够一步到位，拿到派遣证，可以直接到工作单位报到。唯独湖北籍学生的出了问题，似乎是毕业分配方案还没有寄到学校，延误了分配工作。其余的毕业生都准备好行李，打算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了。而我们还得等待，到底需要等多久，谁心里也没个谱。父亲考虑到我在大学的时间剩下不多，给我寄的钱很少。我的基本生活费已经用完了，再等下去，回家的路费都成为问题了，搞不好可能会变成乞丐，我不免生出许多感伤来。

我在东山大楼的台阶上，冒着烈日坐了很久。累了，我站起来，茫然四顾，很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呆上一个下午，以打发那难熬的时间。恰好这时，我的身后又扬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咦，你怎么在这儿晒太阳？不怕中暑啊？”

我回头，看到的却是我的一个湖北籍老乡，那人露出了和刚才的我如出一辙的焦虑，然后又转换成了乏味的话题。他把我的肩膀拍了拍，说：“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只有找到学院的最高领导了。”

我心情沉重地回答：“找到学院的最高领导就能够解决问题吗？”

“问我也没用，我也讲不明白。反正这事有点奇怪，怎么会单单只有湖北籍的同学拿不到派遣证？”那位老乡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

离家上千公里，我当初感谢这种遥远。这遥远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变得让往昔认识我的人谁也认不出来，包括我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让我变得冒失而又真诚，幼稚而又善良。我歪着头，沉静地站在那里，被烈日熏烤着。

“不如直接去找胡光院长说明诉求。”我心里对自己说。这时，我想起胡院长在我们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道：“都是些好小伙子啊！”顿时引起哄堂大笑。一下就把老院长与年轻人的距离拉近了。让人觉得老院长是那么的和蔼可亲。既然如此，我估摸着老院长会听取我的意见的。我打起精神，决心试一试。我昂首挺胸，步履充满活力。如果不是扑面而来的热浪让我满身是汗，我的脚步将一路轻盈下去。

我走了一段，穿过铁路边的小路，抄近路去胡光院长的家。那是一条逼仄的小巷，叫什么名字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名字，我只记得是一个小巷子。巷子长不过五六十米，宽不足五米，它的左右两侧，是两番天地。巷子的一侧是高高的歌乐山，另一侧则是一带矮矮趴趴的房子。巷子的地面，有些地方干净平整，有些地方肮脏坑洼，多有痰迹、废纸和霉烂了的水果、瓜菜之类的污痕。

太阳像团熊熊燃烧的大火球，企图把地面的平房和街巷烘烤成干柴，填到自己的肚子里。我穿着布鞋，却仍觉得脚底发烫。巷子里行人极少，车辆也少，没人喜欢这个时间出门。偶尔有的人影，都闪烁在平房的阴影下。

胡光院长家住的是两层的砖瓦结构的房子，每层四户。由于它介于楼房和平房之间，更由于岁月久远，那房子已老态龙钟了，看上去歪歪斜斜的。听见我敲门，门开了。

胡光院长应该没有料到我正午时的突然造访，但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惊讶。我简单地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他微笑着，一脸的慈祥，并且，向我伸过手来，握了握。我怔了一下，先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再去握他的手。我注意到，胡光院长的灰色衬衣半敞开着，我暗想这一下可不好了，影响老院长中午休息了。

在柔和的光线下，我看见胡光院长，他中等偏高的个儿，微胖，脸型瘦削。他的眼睛不大，但眉毛很浓重。他无疑是一个富有心理弹性的人，虽然没有料到我这个普通的大学生在中午这个时间会突然敲打他的家门，但依旧和蔼地看着我。

我们的目光相遇的一瞬，我竟然有点局促和羞涩。我们彼此无言地对望了四五秒钟后，我估计我的脸突然涨红了。

我非常紧张地说：“我们湖北籍同学的派遣证迟迟拿不到，希望学校能够帮忙催办一下！”

我接着又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也谈到了湖北籍同学们的困难。对于我的一连串问话和所提的要求，眼前的胡光院长却不慌不忙，说：“你别急，看你满头是汗水，有事坐下来慢慢说，”胡光院长和蔼地笑了，“小伙子，别急嘛。”

他用眼神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伸出胳膊，用手移动了一下椅子，顺势坐下。

坐下以后，我仍然有些紧张，不停地说着话。我平时说话感觉挺顺溜的，但由于刻意想表达得更加清楚，语速控制不好，结结巴巴的，似乎更加词不达意。胡光院长只是默默地听。有时他会插一句言，说：“呵呵，是这样的情况啊？”

听完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大约是在思考如何处理这事了。只过了不到两三分钟的时间，他拿起了悬挂在客厅墙上的红色电话，要求接线员把电话接到大学毕业生分配办公室。

在接线员转接电话时，在提示音响的一瞬间，我的手紧张地搓揉着自己衣服的一角，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我记得我当时是旋转式地用手指将自己的衣角不断地拧来拧去，额头上的汗水也随之掉了下来。然后，我听见他在电话里不断地交待着什么话。

打完电话以后，胡光院长对我说：“分配回湖北的同学，可以直接到湖北省大学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拿派遣证，不用在学校等待分配了。小伙子，这一下，你放心了吧？”

我是怎么离开胡光院长家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家门外站着几个人，他送我出门时，有人向他颔首致意，老人的嘴角荡出一抹微笑，轻声对我说了声：“小伙子，好走啊！”

我走出他的家，他一直目送我，以至我走得很远的时候，回头看，他依然站在那儿。这个被人敬畏的老人，关心我，尊重我。他的地位和声望，让我不由得生出许多的虚荣和骄傲来。我相信他本质上是平易近人的人。似乎从一开始，他就是平视我的，懂得我的所思所想。我和他，有某些气息是可以通过暗道直线相通的。虽然，我由于紧张什么谢谢的话都没有向他说。但是，我知道，西南政法学院在他的掌管下就像一颗稳定的恒星，沿着自己的轨道行进，从未出现过偏差。

胡光院长是用行动让我感动，细微之处见温情。我相信，每一个遇见，都不是偶然的。每一个遇见都让我珍惜。这一程让我满载而归。

多年后我才明白，一个早已逝去的老院长，为何每逢重要的时间节点，老师和学生们都会怀念他？其原因再俗不过了，并非胡光院长其人其事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他在任期间，每位老师和每一个学生个人的生活都因他而变得稳定，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如今想来，可千万别小看这一点。在漫长的各种运动中，在那个野心家肆意生长的年代里，这一切不公平都在胡光院长的手中被人性化地处理了。根据一些老师和员工回忆，血与火的经历，让胡光院长具有了对大是大非的掌控力，也养成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别人感觉天都要塌了的时候，他根本不当一回事。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每一句话分量都很重。他的这些个性都是在千军万马和战争中锤炼出来的。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历史的轮回，何其相似，时代的潮流，席卷一切而去。某种程度上，胡光院长是个俗人，我也是俗人，我通过自己的经历，讲一些再通俗不过的道理，或许能够从中找到某个知识群体突围与复兴的密钥吧！

【作者简介】

肖双红，男，1962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

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

现供职于深圳市某政府机关。

【出版作品】

1990年出版专业论文集

《侦查监督与审判监督》；

1997年发表中篇小说《热风》；

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午夜咖啡》；

2000年出版中篇小说集《随风飘荡》；

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为不幸沉默》;

2012年出版随笔《旧梦升起的时候》;

2014年出版随笔

《规则与秩序——美国法治观察笔记》;

2016年发表随笔《光环与阴影》

和《知交半零落 今霄别梦寒》;

2019年出版长篇小说《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