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刘悠扬

王受之的名字在中国设计界如雷贯耳，因为他的整个从业经历和新中国的工业设计发展史息息相关。

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教育工作近40年，出版了40多本设计理论书籍，王受之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设计业持续发展。

12月9日和10日，现代设计理论和历史专家、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奠基人之一王受之来到深圳，先后在深圳技术大学、深圳小燕画院以《设计人生》为题，带来两场精彩分享。从中国设计四十年到包豪斯在中国，从“设计驱动”到中国设计教育，王受之深入浅出地与读者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个人见解，其间还谈到了中国设计教育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33" align="alignnone" width="682"] ▲王受之在讲座现场[/caption]

12月10日在深圳小燕画院举办的讲座由深圳小燕画院·国际小燕、深圳市昊泽空间设计有限公司、则灵艺术（深圳）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吸引了众多深圳设计师前来交流探讨，现场座无虚席，互动踊跃，深具启发性。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34" align="alignnone" width="1620"] ▲讲座结束后，王受之与到场嘉宾及深圳设计师们合影。[/caption]

1982年设计圈的“南王北柳”

祖籍广东的王受之今年已经75岁高龄，仍然精力充沛，语速快、脚步快，思维快，讲起话来故事感十足。

1982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王受之放弃了到外交部门工作的机会，来到广州美术学院，成为新成立的工业设计研究室的副主任，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从事设计理论研究的人。

“空降”广美，王受之就被寄以众望。不仅有两位助手帮衬，就连学校最好的器材都往他办公室里安。而他也不负众望地，在到校4个月后写出了《工业设计史略》。1984 年，这本书更名为《世界工业设计史》，成为中国第一本工业设计教材。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35" align="alignnone" width="1080"] ▲王受之的多本重要著作[/caption]

自此之后，设计圈便有了“南王北柳”的叫法，“南王”是王受之，“北柳”是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工程设计理论的柳冠中。

“当时，全国有设计专业的学校很少，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锡轻工业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大概就这两三个学校。那时也不叫‘设计’，‘设计’专业在当时被认为跟工程有关，当时都叫‘工艺美术’，只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一些跟设计有关的专业，例如‘书籍装帧’。”王受之回忆，广州美院不仅是国内最早研究工业设计的院校之一，也是国内最早成立商业性设计公司的院校。1984年，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平房中，几位青年教师一手拉起了“集美设计中心”的大旗，创造了此后十多年颇负盛名的“集美设计”。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36" align="alignnone" width="290"] ▲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前身为“集美设计中心”。[/caption]

这一年，王受之将近四十岁，正是壮志满怀的年纪。说得一口流利英文的他，也为广州美院和其他知名院校建立了关系。其中最有成效的是香港理工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在院校间极少交流的时期，接待了香港理工学院院长一行的来访，并在对方的盛邀之下，组团到香港理工讲学。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38" align="alignnone" width="1080"] ▲1983年冬天，香港理工学院太古设计学院设计史老师Mathew Turner首次访问广州美术学院，王受之在学院二楼的接待室接待了他。[/caption]

讲学之外，王受之也去旁听香港理工学院的课，每次听完都让他感到震撼。将近四十不惑的他，有了新的认知：“原本以为在广州做得不错，这才发现，我们还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

他希望走得更远，去学习更多的设计理论知识。1987年，王受之通过考试，获得一个美国福布赖特计划的出国名额，到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西贾斯特学院当一名访问学者。

ACCD最受欢迎的华人教授

王受之天生就属于讲台。他刚到费城不久，学校发现他既懂设计，还能教画画，英语也说得好，就请他当教员，经常让他兼课。空闲时间他也经常听课，甚至坐火车去其他学校旁听，梁思成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得最多。在费城期间，王受之一直希望去一所顶尖的独立艺术院校。他一度考虑去纽约的帕森斯设计学院或普瑞特艺术学院，或者罗德岛设计学院，教学或读书。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39" align="alignnone" width="1080"] ▲1994年王受之第一次参访包豪斯档案馆[/caption]

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在洛杉矶学平面设计的堂弟带他去自己的学校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参观。他还记得看到ACCD的第一眼，是山上的一个黑颜色的钢结构。他后来称它为“天堂般的学校”。

很快，王受之被ACCD先进的教学体系所折服：“它比当时的香港理工高了三个等级。” ACCD以汽车设计闻名于世，在上世纪80年代，全球几乎一半的汽车设计师来自于此，通用、克莱斯勒、奥迪、丰田、本田、日产比比皆是。

它本质上是一个高级职业学校，本科一般招收工作过的大学毕业生，比起学术研究，更看重技巧、构思和经验。王受之在这里看到了中国设计教育未来的雏形。

彼时中国的设计教育刚刚起步，没有成熟的体系建树，一切全靠摸索，他很想把这种模式带回中国。

这次参观也让他遇上一个机缘：结识ACCD的副院长赫兹（Richard Hertz）。在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让全世界瞩目，整个美国对中国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的兴趣。赫兹听说王受之来自中国，便邀请他来ACCD教书。但这更像一次考验：王受之刚开始只能兼职，第一个学期只能开一门课，工资不到一千美元一个月，维持基本的开销都很困难。学期结束还有学生打分，得分不低于4.0才能续约。而转正最快也要七年。

听起来是够困难的，王受之还得放弃在费城的工作，以及工资和医疗保险。但他决定接受，“这种世界级的艺术学院给的机会，一辈子恐怕也只有一次，做好了就能在这里工作，甚至读书。做不好还有退路嘛！”

美国的学校开设选修课是需要口碑的，因为初来乍到，无人知道他，因此王受之1989年在学院开第一门课《现代设计导论》的时候，选课的学生只有5人，而规定是不少于10人。学校破例让他开课，作为试用。

结果学期结束后，5位学生都给了王受之满分。第二个学期，王受之的课爆满了，学校的理论课学生最高人数是20人，而他的班级每个学期都超过25人。在ACCD的毕业生无记名投票中，王受之连续 13年、39个学期被选为学期和年度最受欢迎的理论专业教授，他用五年时间就转为全职教员，创造了学校的新纪录。

1997年，王受之升任为ACCD的终身教授。其实王受之一直想在ACCD重新学习，为这件事他还专门找院长谈过，但学校告诉他，他讲授的设计理论、设计大师分析、现代主义导论这些课程太热门，不能够给他时间脱产深造，但他可以去听学院里的任何教授的课程，也可以和ACCD有学术交流的加州理工学院、西方文理学院去进修，这三校联盟使得他可以选修课程，使用其他学院的图书馆，王受之就在三个学校之间来回听课。

听过的课、去过的学校越多，王受之越能深度观察美国的设计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差异化，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学生也各有特色。而艺术设计作为创意文化，需要不同的人才，学院保证了学生为社会所需。”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53" align="alignnone" width="591"]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caption]

在深圳所做的设计实践

王受之和深圳很有缘分。他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来过深圳，“我记得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华侨城还没有。当时深圳的边缘在上海宾馆，从那里到蛇口是一片红土，现在的深圳变得车水马龙。”

不仅如此，深圳还是王受之走出象牙塔、参与中国设计实践的第一站。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52" align="alignnone" width="683"] ▲王受之在讲座现场[/caption]

1997年，万科创始人王石赴美请教王受之关于现代建筑的规划。王受之带王石去看美国的建筑和设计，从 ACCD到整个洛杉矶，一边看一边讲解。王石一边听一边录音，还忙着拿相机拍照记录，就这样整整听了3天。大开眼界的他，盛情邀请王受之回国，在深圳的万科总部给整个万科团队400多人集中上课。

1998年，万科计划开发国内首个700平大复式结构的楼盘“俊园”但具体如何操作，并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案，于是再次找到王受之。王受之也亲自领着万科的负责人，到洛杉矶西木区的大复式楼宇参观，学习整个房间的格局设计，和卧室、书房、厨房、阳台等等的具体规划，为万科的楼盘开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后来，这座耸立在深圳黄金宝地——罗湖区爱国路和文锦路交汇处的160米高楼，成了深圳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之后，万科正式邀请王受之担任首席顾问，王受之就趁每年三个月的假期，回国为万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方案。他发现，万科在以往的开发中，都是引进世界现代建筑风格和规划手法，为了迅速扩张，做出一些标准的样板小区，比如“万科四季花城”“万科城市花园”等基本现代主义、带一点点欧陆风格点缀的社区开发模式，大规模复制到其他城市中，这种做法高度同质化，“水土不服”的情况十分普遍。中国建筑设计能否走出一条个性化、本土化之路呢？

“万科第五园”的开发，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王受之在参观万科第五园的项目地块时，依照“岭南四园”的思路，提出了建造第五大园的概念，亲自策划了整体的项目方案。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44" align="alignnone" width="640"] ▲万科第五园[/caption]

王受之对万科第五园的策划是扬弃式的，功能区分清晰的绿化，青石小巷，以及充满本土特色的挑檐、院落、廊架、花窗、孔洞、高墙、缝隙等，都摒弃了以往一味复制、套用模板的做法，做出了有自我个性的中式园林风格，成为深圳乃至全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式建筑。项目落成后，王受之有感而发，专门为万科第五园撰写了《骨子里的中国情结》一书，一时洛阳纸贵，多次再版，也意外带动了万科“第五园”的火爆销售。

其后，王受之还担任了多家房地产企业的顾问，接手了龙湖、鲁能、中信等国家级项目顾问工作，从概念创意到整体策划，他都始终提供有前瞻性又形象具体的建议。这些项目经历，也让他回到讲台上的讲课内容更加具体，用当中的问题和对策，更好地启发学生们的思维。

中国设计教育应该回到“零”

三十多年前，王受之决定到美国访学的初心，是为了给刚刚起步的中国设计教育，带回有益的经验。

2011年，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回国内，出任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王受之结合国情，引进在美国研究得出的美国艺术与设计教育体系，希望能打破国内的艺术教育瓶颈。

如今，他是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副院长，并筹划在中国开创一门新学科——娱乐设计。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46" align="alignnone" width="1080"] ▲2020年10月上科大创艺学院举办首届“娱乐设计论坛”[/caption]

王受之在美国各大顶尖的独立艺术学院，在不同的艺术教育体系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他回到国内的艺术院校之后，却发现很多经验难以应用，因为现在全中国的艺术院校，都用着同一种体系。

从1982年至今，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设计教育大国——我国目前的3000多所大学中，有1980所设有设计艺术专业，每年招收的设计艺术类学生超过50万人。但王受之说，很多院校开设这一专业，只是因为学费比一般专业高出至少一倍，可以为学校增收，教学管理没有尽到责任。有的学校根本没有好的师资，有些地区的师生比甚至高达1:40。而在ACCD，这个比例大约是1:3。以独创性为灵魂的设计教育，一个老师却要带40个学生，也只能用一种教学模式才能够应付，那么教育出来的也只有同质化的人才。

在王受之看来，从设计教育大国成为设计教育强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应该回到零，考虑设计是为什么。设计真正是要教育一代年轻人，做企业未来研发创意的后备军，让他们有 flexibility，有弹性，有潜力，有想象力，有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我要讲的核心。”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之后，王受之又和来到现场的深圳设计师、正在求学的艺术生、从事艺术教育的老师们进行了深度互动。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47" align="alignnone" width="627"] ▲听众提问[/caption]

谈到交互设计的发展趋势，王受之表示，交互设计的第一个层面是界面设计；第二个层面是从C端向B端的转化；第三个层面是沉浸式的交互设计。后两个层面将是未来发展大趋势，尤其是疫情之后，沉浸式的交互设计应用的场景将变得越来越广阔。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49" align="alignnone" width="627"] ▲讲座结束后，王受之现场挥毫创作。[/caption]

[caption id="attachment_3471051" align="alignnone" width="627"] ▲王受之将现场创作的作品赠送给主办方[/caption]

面对大量从事设计工作的年轻人，王受之的建议和期许是，设计师要增加自己的人文知识。“不要只管设计，大文化要了解历史、文学、电影、戏曲、音乐。我们的设计师相比之下是我所见过的整个世界的设计师里人文知识最薄弱的一群。因为我们把设计完全当做美术，在院校里也没有任何人文的教育，甚至连应该学的现代设计史或者现代艺术史也没有好好地学，只是背书而已。没有人文底蕴的设计师是空洞的。”王受之说。

审读：孙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