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丁学良：从比较现代化看深圳40年
11月21日，著名学者、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丁学良做客后院读书会，在福田区图书馆演讲“从外部世界看深圳的学术贡献”。他说，从外部世界看深圳过去的40多年，有三个同心圆：第一、深圳的作为和贡献；第二、世界媒体对深圳的报道；第三、严肃系统的学术研究。他认为第一个圆最大，所有曾经和继续在深圳工作的人都介入其中；第二个圆比较小，可能是当年深圳不愿意张扬所作所为而导致的后果；第三个圆最小，只是一个小圆点。他对第三个圆如此之小感到遗憾，希望包括深圳学人在内的所有学术界同人共同努力，弥补这一巨大缺憾。
丁学良说，我们从外部可能与内地特别是深圳人看深圳有不一样的效果。外国媒体及学术界对深圳有很多五光十色的描述，但从学术角度来研究和分析深圳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著作极少，这就是第三个圆太小的缘故。

△丁学良与江冰、魏甫华、王绍培共同担任本期读书会主讲
费正清与赖世和（又译赖肖尔）是20世纪美国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他们将一生贡献给了广义的东亚研究，共同奠定了东亚比较现代化这个学术分支。丁学良在哈佛大学研修比较现代化博士课程时，读过好几本奠基性的著作，包括费正清与赖世和合著的《东亚：传统与变革》、Johannes Hirschmeier著《明治时代日本企业的来源》，后来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很有感慨。上述著作大量引用明治时期第一代日本现代企业形成的原始资料，描述和探究其领头人物家族背景——他们大都是中层和中下层武士（极少底层武士），由于社会经济危机，地位衰落，生活落魄，不得已“下海”，于是形成日本第一代现代企业家群体。
丁学良对日本人涩泽荣一著《论语加算盘》也印象深刻。该书作者认为日本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受到西方的刺激，但也有对东亚优秀传统的固守，论语是伦理道德的源头，算盘是精打细算的武器。
哈佛大学比较现代化课程对东亚两个最重要国家的研究，注重两个层次的比较：一是日本明治时期和大清晚期的官营企业；二是两国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把大清晚期从自强派、维新派到革命派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梁启超、孙中山等，与明治时期有重要影响的日本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法律、外交界人物进行比较。
社会和历史学学者发现，东亚两个最大经济体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对自己做对的事情大加宣扬，然而对做错的事情极少张扬。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区别：明治时期一开始也基本以官营企业为主，因为民间没有人才也没有资金，但二三十年后日本政经界发现，同时西方最发达经济体很少有官营企业，于是下定决心把日益成为政府负担的官营企业卖给民间，即便降低价格也要出卖。而大清王朝却不然，李鸿章等人，特别是张之洞认为，办现代企业是手段，目的是富国强兵，因此认为现代企业太重要了，不能交给民办，只能由朝廷自己办。从比较现代化的角度看，日本在近代各方面起步虽然比大清稍晚，但在最关键的几步做出了理性的抉择，而大清王朝却做出错误的选择。

△后院读书会现场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丁学良认为进行社会科学系统研究，至少要把深圳过去45年里的大量原始资料搜集汇总，如果还有欠缺的要尽快搜寻。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一个基本事实，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什么只有深圳办成了这样？丁学良说，这个问题值得反思，我们必须要从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法学、经济管理学以及众多的产业技术层面进行比较总结，这样的系统研究将为明天和后天的发展理清思路，指明方向，让下一代甚至两代人在已经达到的高度向前走，而不是原地踏步。
丁学良说，深圳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背景很复杂，很少有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人士，很少有在老家已经成功的人士。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句顺口溜，叫“不三不四的发了财”，著名的有芜湖的傻子瓜子。丁学良说，我们每天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近4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不三不四”的人能成功创办企业、对某些地方某些行业“先放一马”的政策能产生实际效果，那就说明以前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条条框框是错误的。
近200年来，相对于英美先发展国家而言，德国、俄国和日本是最有代表性的后发展国家，对他们走过的发展道路，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充分的比较研究，领头学者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他与熊彼特都是维也纳学派重要经济学家，他们从欧美现代化的视野观察后发展国家，开拓了20世纪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说：越是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国家，越是依靠国家机器发动和组织，因为它们通常都受到先发展国家的冲击和政治侵犯，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赶上来，因此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最重要产业，特别是军备产业，这是一个基本规律。等到把危机解决得差不多时，它们却发现负担越来越重，道路越来越难走，因此希望从官办企业中解脱出来。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丁学良说，二战结束不久，哈佛大学对亚洲每个经济体和重要案例都进行过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日本的现代化》、《韩国的现代化》，甚至细化到具体地区和产业。丁学良希望将来会有一系列《深圳的现代化》出版，这不仅是对深圳和中国的贡献，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所启发。（图片由后院读书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