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河源

《声誉》一书，是痴绝的“职业读书人”唐诺用“常识性材料”“努力把一个个四下散落的常识试着聚拢、连缀起来，找东西填补其间的空白，尽可能夯打结实，并希望它们各自‘回到’自己较恰当的位置上。”

毋宁说，他在对抗，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一般，无望而决绝：他提供给读者的，不是“读书十行俱下”的膨化快餐，而是得不断掩卷寻思咂摸回味的青涩橄榄。

[caption id="attachment_3269970" align="alignnone" width="1080"] ▲《声誉：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

唐诺 著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3月[/caption]

文字淡出、影像井喷、读者散佚、观众涌现、众声喧哗、无心聆听——如此粗线条勾勒当下的文化消费景观，无疑十分粗糙，甚或失衡，不过就及身所见，还就这么个样貌。虽然有热媒专栏“十三邀”的揄扬，加上栏目主持、知名作家许知远“天下第一读书人”的不虞之誉，唐诺这位当代华文世界的“书隐”，因文无第一故训而得狭小读书圈（亦即唐诺所谓“正确的读者”）之外的求全之毁，怕都很难。要赢得“假装的读者”或“误会的读者”的格外青眼，让唐作的印数和销量能上一个台阶，怕也不易。这点，以阅读、写作为日课垂三十年的唐诺先生，大概是不抱期望心知肚明的：“随着共同经验、共同记忆不再，”“在这样一个后文学后书写的年代，声誉无能且不断变质，书写领域的下滑速度也一定快过、大过平均值。”而对于那些知唐的“正确的读者”，恍如崇祯五年某雪夜湖心亭烧炉对饮的金陵客乍遇张宗子，“湖中焉得更有此人！”（张岱《湖心亭看雪》）同为痴绝，不惧流失的。

《声誉》一书，是痴绝的“职业读书人”唐诺用“常识性材料”（也就是寻常读书人习见到羞于提及的，诸如《瓦尔登湖》《基督山伯爵》《高老头》《环游地球八十天》等大路货），“努力把一个个四下散落的常识试着聚拢、连缀起来，找东西填补其间的空白，尽可能夯打结实，并希望它们各自‘回到’自己较恰当的位置上。”“试着”“尽可能”“希望”，一连串密集的“或辞”，分明透露出，他对其作品的社会效用，并无把握。毕竟，“结晶出来”的常识，“最终往往是独立的一句话，一个教训，一个命令，空荡荡的，这个常识和那个常识彼此不衔接，其间处处是空白。”也因此，他的行文就犹疑、迟缓、东张西望、欲言又止的，总之，不是那么爽脆利落，不配合、不迎合、不讨好段子欣赏口味的当下，毋宁说，他在对抗，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一般，无望而决绝：他提供给读者的，不是“读书十行俱下”的膨化快餐，而是得不断掩卷寻思咂摸回味的青涩橄榄。

[caption id="attachment_3269971" align="alignnone" width="1080"] ▲唐诺，本名谢材俊，一九五八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曾与朱天文、朱天心等创办著名文学杂志《三三集刊》，后任职出版公司数年。近年专事写作，曾获多种文学奖项，朱天文誉之为“一个谦逊的博学者、聆听者和发想者”。《十三邀》第三季嘉宾，许知远称其为“天下第一读书人”。

著有《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世间的名字》《尽头》《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等。[/caption]

唐诺《声誉》一书，“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关键词明明三个，按篇幅而言，权势和财富如同它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表现一般，对“声誉”可以说即使不是碾压，无疑也是挤压，占尽优势：权势凌厉无匹，当者披靡；财富无孔不入，“两替”（兑换）顺利。于“绝对需要”无补，甚且时时危及身家的声誉，一方面面临着强势的权势和财富的共同劫夺，一方面声誉的可能持有者，也往往得在盖棺之后任人指点，极其残酷：“真正的声誉是在本人死后很久才堪堪完成，这意味着作品得经历各个不同时代、各种不同现实情景，通过各种思维和视角”的“检视批评”。这游丝一般细弱、全无胜算的搏局之中，作者毫不犹豫地选择声誉，书名点题。因为作者认同汉娜·阿伦特“无利益、没兴趣、不参与”的立场，不被现实裹挟，超脱当局者位置，才有可能看清楚事实真相。而声誉，记录在书本上的声誉，才是对抗遗忘、对抗死亡、对抗权势与财富的可能柔劲。

这需要有“人默默捡拾累积”。尤其面对如此世局：“公众社会得到大众传媒这个巨大的武器之后，流俗意见得到消费市场机制的强力支撑，其音量和及远能力陡然升高并快速成长，如今还加上民粹性更厉害的网络，在比大声的铺天盖地噪音下，人或许没事，但智慧所需要的宁静、耐心思索和聆听空间却愈来愈难以存留。”诚如作者所感慨：“像本雅明已够戏剧性的动人死后声誉，并不是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惊艳的发现，而是有人一直审慎地、唯恐遗失地把他的书、他的话语，以及必要的历史蛛丝马迹奋力送进这一特殊时间甬道，是那几个早早认出本雅明美好价值之人的守护结果。”如此守护者的存在，才使唐诺牢记作家与潜在读者群之间——“可以考虑张爱玲。她不是死了吗？那白先勇。可是他那么老。”——让人无比绝望的经典对话后，在台湾出版业自由落体般“从两千到五百”的惨淡印数不过短短十年智慧事业狂趋“死亡”之时，仍有勇气有胆气作一位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的“守护”者。

毕竟，对于整体上越过“绝对需要”一小步的人群来说，还无从逃避何以为人的终极追问。哪怕已具有自我修复自行生长的财富，在时间的长河里，在一代代前仆后继的追问声中，也并不能一手遮天一家独大的：“书籍，之于人类有意义长度的时间流逝销蚀，仍有相当的抵抗能耐补救能耐，也因此发明和使用。”三百多年前，顾宁人先生就观察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类似常识失常的种种情状，所在多有，所以得有一位位、一茬茬常识的“捡拾”者、“守护”者、缀合者、诠释者、持守者，如此，这个世界才值得热爱，才可能“兴高采烈地在过着晚年。”（《十三邀：许知远对话天下“第一”读书人唐诺》）

【作者简介】

杨河源，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曾任职高校、媒体，现为东莞图书馆研究馆员。

审读：谭录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