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编辑 刘悠扬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河流动力学家杨明用谐趣通俗的语言，系统梳理了黄河两千多年间的变迁史，将历代黄河治理、人文风情及休戚相关的历史人物等知识趣闻，融会贯通，写成一部《黄河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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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简史》
杨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 1月[/caption]
该书初版曾为2016年“中国好书”入围作品，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全新彩图升级版，收录多幅历代黄河改道彩图和其他示意图，并由英籍插画师万哲生手绘封面插图，既具史料价值，又可作为一本非常有趣、有料的普及性读物。
杨明任职于黄河水利委员会，主要从事河流动力学方向相关科学研究，擅长糅合专业知识与文化掌故的历史书写。
作为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研究者，他并没有纯粹从技术视角考察黄河治理，而是从文史的角度切入，以历史上著名的五次黄河大改道为脉络。全书分为“上古·秦汉”“宋·元”“明·清”“民国·现代”四卷，再以神禹、王景、王安石等历史上治理黄河有功的代表人物为依据，细分八章，将黄河的治乱置于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来审视，写黄河的历史，也写人的历史。
这本书也是一部献给黄河治理能人的英雄颂歌。历史上稳定盛世与动乱不安常常交替出现，而黄河在每次重大改道后，都会保持数十乃至百年的稳定期。这种自然地理与政治生态的巧妙呼应，其背后则是数个留名史册的人物。每一个朝代总会有其应运而生的英雄人物——大禹、王景、王安石、贾鲁、刘大夏、靳辅等，或叱咤风云生于乱世，或湮没无闻隐于山林，一个个人物的故事汇聚起来，从而成就了宏大的黄河历史。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读创/深圳商报特刊发《黄河简史》精彩书摘，以飨读者。
【精彩书摘】
自 序
若说起黄河，大抵会给人沉重的感觉。一则，她是养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让人油然而生敬重之意；二则，历史上多有洪灾泛滥之事，所以又令人生出几分悲凉。总之，这个话题让人难以放开了来说。
年岁日长，又多读了些书，渐渐发现围绕着黄河的变迁，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十分有趣。从皇帝大臣到农夫百姓，从凡夫俗子到大家名流，或聪慧或鲁莽，或耿直或狡猾，可谓形态万千，风采各异。于是想，不如也翻出他们的掌故来，以个人之纪事管窥黄河之历史：一则，避免了我之天生愚钝应对宏大历史场面的尴尬；二则，真实而有趣的小人物或许因贴近生活而更受读者诸君喜欢。这也正是我写这本书的缘由了。
历史因人而生，历史也因人物而生动。
在中国的历史上，稳定盛世与动乱不安常常交替出现，而黄河在每次重大改道后，都会保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稳定期。这种自然地理与政治生态的巧妙呼应，也常常让人产生丰富的遐想，直到穿透你的思维，找寻出背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上古时期，人力物力维艰，禹因势利导，黄河终得大治，顺天应人的理念也成为古代中国最早的生存智慧。两汉帝国恢宏，理政宽严相济，治河收放自如，默默无闻的小吏王景终成安澜千年的传奇。宋儒耽溺于论辩，在黄河治理策略上犹豫迁延，终致河道左右摇摆不定，被后世讥为治河无策而唯堵口有功。以强悍武力征服世界的元朝，尚武而轻文、轻儒、轻汉，为保护漕运之私，执拗地任凭黄河南泛，频繁的水患终于惹恼了在淮河流域乞食度日的朱重八，他拉得一帮兄弟，揭竿而起，竟成开国之君。明清时期，黄河灾害接连不断，治河名人亦接踵而至，但多以改良的方式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黄河在淮河流域的流转迁移。正是此时，一直领跑世界的黄河文明被欧洲文明追赶并超越，大清帝国虽竭尽全力亦难敌其船坚炮利，被迫以屈辱的方式惨淡落幕。民国短暂，西学东渐，睡狮依然未醒，以仪祉先生治河之功高，难抵秉政御敌之无策，无奈以决河伎俩稍事抵挡，贻笑于倭奴。
历数先贤往事，似乎还不是本书初衷；融会贯通地学习历史，多多少少会得到一些启示。黄河文明传承到今天，中华国力日益强盛，而对于黄河自然规律的认识，技术性的争论甚至多于一千年前的北宋。河床依然高悬，洪水积聚的风险在不断加大，可是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对大洪水灾害的漠视却远超历代。“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日之国人，殊不可不慎。
每一个朝代总会有其应运而生的英雄，或叱咤风云生于乱世，或湮没无闻隐于山林，一个个人物的故事汇聚起来，就生成了宏大的黄河历史。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也常常为我们拥有那么多生动、可爱的历史人物而欣喜，那就一起走进这条令人心仪已久的历史长河吧。
第五次大改道
刘大夏受命于危难之际，虽已年近六旬，亦自觉责无旁贷，理应挺身而出为国分忧。
他一到山东，就往返数千里，躬身亲查河患，并与河南、山东地方长官共商治河大计。
针对孝宗的担心，弘治六年（1493）十月，刘大夏在上奏中提到，河南、山东和黄河南岸接壤区域，“西南高阜，东北低下。黄河大势，日渐东注。究其下流，俱妨运道”。
他在对黄河上下千余里地势和水势进行详细考查后，认为虽然可以在上源对其进行分杀，终是水势浩大，即使有堤防也很难容受。若不及早图治，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其在河南所决的孙家口、杨家口等处，洪水滔天，无法修筑。而欲从下流修治，则“缘水势已逼，尤难为力”。
刘大夏提出的治河方案是“北堵南分，引水入淮”，应该说他也未能脱离传统治河之窠臼，即“堵”与“分”。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哪里堵，又往何处分，这其中大有学问。
首先是分。
河南虽然对于“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治河策略不满，但也并没有什么办法，毕竟胳膊拗不过大腿。不过地方官对于黄河在河南境内如何“分流”也很关注，既然自己肯定要受淹， 就希望分流后河道能就此稳定，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摆来摆去。
刘大夏对此了然于心，并且早已想好对策。他的办法是在 分流之前，先因地制宜进行疏浚。
刘大夏决定先治上流，分别开新河、疏浚旧河，将洪水导 入河道正流。因为当时由涡入淮的故道在南流后日久淤塞难容水势，才导致泛滥北决，他提出在上流东南故道进行疏浚，“相度地势，可疏者疏之，可浚者浚之，凡堪杀水势之处无不加疏浚之功，则正流归道，余波就壑，下流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矣”。
再就是堵。
等做完这一切，时间已经到了五月，马上就要到黄河主汛期了，当时水势凶猛，张秋决口处宽达200多米。
在决口处修筑水坝堵口，由于水势太猛，经常是刚刚将决口堵上，随即就被冲开。
刘大夏并不气馁，而采取“随决随塞”的办法，在两断堤头分别加以裹护，以防止堤头坍塌导致口门扩大；随着口门间 距的不断缩小，集中大量的人力将秸柳埽工集中抛入口门。
高强度的堵口工作昼夜不息，直到取得成功。
张秋决口既堵，则全河漕运即开。
至此，整个治河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刘大夏随即上疏汇报进展情况及下一步计划，“安平镇决口已塞，黄河下流已治，运河已通。但必须修筑黄陵冈河口之堤， 使黄河上流南下徐淮，方为运河久安之计”，并建议：“广起丁夫、 多收椿料。可补者补之，可筑者筑之。”
孝宗听说运河已经开通，十分高兴，即刻派钦差前往工地现场慰劳，并御赐将“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对于其他提议也迅速予以批复，弘治八年正月，刘大夏遂兴工筑塞黄陵冈等七处黄河决口。
在所有决口全部堵住后，为了确保运道万无一失，刘大夏一鼓作气，又在黄河北岸修筑大小两道长堤。其中的大堤起自大名府胙城，历经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曹县，抵达虞城，全长三百六十里，因其西起太行山脉，也被称为太行堤；小堤起自于家店，经过铜瓦厢、东桥，抵达小宋集，全长六十里。大小二堤前后策应，都用大型石块修筑，起到了双保险的作用。
我们回头再看一遍刘大夏治河的过程。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般。
从技术路线上，有疏、有堵、有分，错落有致，每一条应对措施都显得举重若轻，实则彰显了刘大夏对整个河道形势的精准判断。
从行事方法上，既体现了朝廷对运道安全的极度关注，又能从地方的角度出发，充分调动当地官民的积极性，使得整个治河过程运转顺畅而高效。
如果单从治河思路来讲，刘大夏并不见得比他人高明多少。
可是清人胡渭却从纷繁复杂的黄河演变历史中看出规律，他看重刘大夏修筑太行堤所产生的巨大南向导流作用，称之为黄河史上第五次大改道。
第五次大改道，也促成了后来持续三百多年的明清河道雏形的形成，自此以后，“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 长河之水”，黄河北流被彻底断绝，重新流入兰阳、考城河段，经徐州、归德、宿迁三个方向，最后都流入淮河入海，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北流为止。
对于太行堤，历史上多有赞誉，由于其“关系黄、沁并卫 河运道重门保障”，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曾多次对太行堤进行过加修。1855 年黄河在铜瓦厢改道时，太行堤被冲断，现太行堤自封邱黄德集到大车集长沈公里的太行堤，与长垣大堤相连，已成黄河标准化堤防的一部分。
此次黄河治理成功后，刘大夏也萌生退意。
实际上在明朝时候，不用做多么大的官，只要不是像当今社会的人一样至死方休地追求功名利禄，只需干个十年八年便 可以退居林下享受清闲了。更何况，刘大夏这时已经年过花甲。
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在六十四岁那年，称病致仕。
他回到老家华容（今湖南岳阳）后，就在洞庭之滨的东山下筑起草堂，过起乡居生活。
有几亩薄田。
他教子孙种田谋生，稍有盈余，就分送给故宗旧族。
刘大夏独爱山。
农田离山脚不远，约十里之遥。
或是烟雨霏霏的江南暮春，兴之所至，登东山而赋，慨叹于自己仍不能忘情于世事，诗云：
人生多欲则劳，
寡欲则逸。
予虽性僻爱山，
而牵于功名之欲。
或是秋高气爽的山野黄昏，徜徉于漫山遍野的草木山果间，流连于山顶不知名的清泉之畔，极目而望远，云依斜阳，绯红尽染，听渔舟唱晚，又何其羡倦鸟之归林。
审读：喻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