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作为深圳知名经济学学者，袁义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与专长为城市经济、公共经济、金融、科技管理等，其多年来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省市课题，为政府政策制定出谋划策，其所撰写的《关于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多层次协同机制的建议》被评为广东省政协2018年优秀提案，也被列入省长督办提案。近日，现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化城市研究所所长、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心主任的袁义才接受读创/深圳商报记者专访，畅谈他的治学经历和最新研究思考。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化城市研究所所长、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心主任袁义才

读创/深圳商报：城市经济、公共经济是您的主要研究方向与专长之一，您是怎样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
袁义才：从事经济学研究，完全是从我的兴趣出发。从研究生到博士，我一直在钻研经济学。在天津南开大学读城市经济学博士时，源于我对城市公共物品供应、政府行为的研究和思考，写成了包含很多新观点的的博士论文，后来《公共经济学新论》为名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可算是我的代表作。

读创/深圳商报：您是何时前来深圳工作的？在深圳从事经济学研究有哪些特别的感受？
袁义才：199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是冲着深圳这片改革的热土过来的。当时我的硕士生导师，即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夏振坤先生推荐我过来深圳，他说我应该到南方去，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目标指向。
深圳经济特区有很多方面发展都是处于前沿，有很多新问题值得研究，所以当时主要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接受分配来到深圳的，记得当时我拿着派遣证，从深圳市委宣传部到当地派出所，一天内就很快地办完报到手续，处于很兴奋状态。二十多年来，我在深圳一直从事深圳市乃至整个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的研究，关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方面的课题做了很多，也发了不少文章。

读创/深圳商报：在您多年来主持或主要参与的研究项目中，既有为深圳及其下辖区作研究规划，又有深莞惠都市圈、珠江东岸城市群等区域研究。对您来说，这些研究有没一个连贯的核心？
袁义才：到了深圳以后，我是长期做深圳及其相关各个区域合作的研究，包括很早就做了深莞惠一体化研究、深港惠经济圈研究，以及到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等。深圳东部地区与惠州怎么合作，西部地区与东莞乃至广州的区域合作，从南面看怎么深化深港合作，从大湾区到先行示范区又要怎么做，这中间都带来了很多新的课题。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么多年来深圳乃至周围区域发展是中国区域发展的热点之一，我一直贴近这方面的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有时做前瞻性研究，有时要发现问题做跟踪研究。

读创/深圳商报：粤港澳大湾区研究是您现在的重点研究，去年您撰写的《关于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多层次协同机制的建议》被评为广东省政协2018年优秀提案，也被列入省长督办提案。在您看来，大湾区“9+2”城市群可以采取哪些差异化、多样化的的发展路径，以此解决这些城市群的基础不同、产业目标不一、发展节奏不一致等问题？
袁义才：中国的区域合作最关键的地方还是在于，体制机制上要怎么为区域合作作相应的配合。我有一篇推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的研究论文最近就要发表。我认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现在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完善充实，使其更有效率，要实现大湾区的合作体制的新旧转换，包括相关机构一些职能的转换。
要真正建立起一个促进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目前我们在区域合作方面存在的一个最大障碍是行政区经济，可以说我们的行政区经济色彩非常浓厚。因为任何一任的行政地区长官出于职责所在，必须从其所领导的地区利益出发规划，如此每个行政区之间的利益必然有所差异，这会导致这种行政区经济的影响很大，就会对整个区域合作造成影响。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促进跨区域合作，在体制机制上就需要更高一层的顶层设计，例如深圳跟东莞的合作，如果仅靠深圳和东莞，没有更上层的机制设计的话，做起来就有困难。这也就是说，一方面，体制机制上一定要有更高层的利益协调者，有相应的顶层设计，有相应的领导机构，另一方面是要切切实实地发挥各地的优势，大家要在承认地区差异的基础上优势互补，发挥各自的专长，做有利于区域合作的事情，比如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要发挥创新方面的专长，深圳现在是科技创新中心，也正在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那么其创新的成果可以外溢，辐射到周边。深圳在产业上可以做高端的研发，做市场做营销，科技企业的总部设在深圳，而把生产基地放在周边城市，这样就能连成一体，把整个产业做起来。此外，加强区域合作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交通基础设施的通达性，要加强各个城市的连接，应该说，目前在这方面正在加强的是深圳跟广州，例如深圳机场跟广州通过城际快速直达，而深圳跟东莞和惠州的联系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读创/深圳商报：除了体制机制创新，您认为做好大湾区建设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袁义才：刚才强调的是体制机制方面，说到体制机制，很多人会想到政府，但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发挥民间力量作用，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一定要在自然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民间力量作用也不可少。通过对国外的区域合作研究，我发现民间力量、市场力量实际上在区域合作中作用非常大，其所发挥的有些作用是政府替代不了的，像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深化合作也要走这个路径。民间力量的有些可以冲破一些原有体制机制上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差异，打个比方说，以往的合作项目很多是政府在商定，就容易出现配合问题，但是如果能让市场来说话，让民间力量来说话，也许合作更为灵活有效。
旧金山湾区有一个专业性的湾区咨询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组成人员就是湾区知名企业家，以及大学的校长，他们平时会在一起去商定关于湾区的发展方向以及怎么开展一些大的项目，对整个湾区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继而相关的城市政府也推动落实，其实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借鉴这个做法。

读创/深圳商报：深圳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要从哪些方面增强核心引擎功能？
袁义才：深圳要发挥核心引擎功能，从大的方面来说，要按照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所提的要求，要践行深圳的使命担当，这要求深圳一方面要自身建设好，然后就一定会有相应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主动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与香港、广州、澳门这些中心城市的合作。
我还有一个超前的想法，能不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面对面的对话，例如搞一个圆桌论坛。另外一个重要方向是深圳都市圈的建设，这是从深莞惠经济圈升格为深圳都市圈，升格背后的意义是加强深圳与过去的经济圈的联系，深化合作，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读创/深圳商报：具体来看，深圳要如何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助力大湾区建设？
袁义才：近十年来，深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之都，我们作为深圳智库的人员，也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来我在科技管理、科技发展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和思考，承担了不少这方面的课题，包括深圳市十三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深圳市科技治理机制研究，具体说到深圳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应发挥的作用，首先要看到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非常明显，深圳是科技产业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深圳要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主阵地作用。深圳应该通过科技创新的合作去示范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方面的合作。
此外，深圳本身的创业环境比较好，支持也非常强，也可以发挥先行示范作用。客观地说，大湾区的合作是从当初的珠三角合作、深港合作与深澳合作延续过来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可以说，原先的在有些方面已经进展很大，特别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方面。在大湾区这个大的战略提出来之前，广九铁路、广深公路、口岸合作、环保合作等都进展很大，在大湾区的战略之下，就是要开拓新的领域，首要的就是科技创新合作。以前从三来一补起步的粤港产业合作，那时城市之间还仅是产业合作，到了大湾区时代，已经上升到科技创新的合作，科技创新实际上在大湾区战略提出以后应该说是一个核心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