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于爱成近影

如今可能很少有人记得，深圳曾计划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之城”，事隔近十年，这项荣誉却意外地花落南京。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前夕，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爱成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当年组织调研及申报“文学之城”故事，他对此项工作的继续开展仍充满信心。

于爱成还兼任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迄今已出版《深圳，以小说之名》《新文学与旧传统》《四重变奏》《狂欢季节》等学术专著，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理论与批评文章数十篇。他在访谈中对深圳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深圳未来会不会产生大师级作家、深圳文学批评与粤派批评的关联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于爱成入选《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

一、关于深圳文学之城

记者：早在2011年初，黄树森作为省政府参事向广东省政府提交议案，主张深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文学之城”，后来深圳有关方面也对此作出反应与互动，但深圳申报“文学之城”最终未能如愿，确实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于爱成：是的。黄树森先生是资深文艺理论家、广东省文艺评论界泰斗，长期关注深圳、关注深圳文学发展。2010年底，他听取了我关于深圳文学现状及有关数据的汇报后，果断以省政府参事的身份向广东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深圳申请“文学之城”的建议》。黄树森从特区成立之初即密切关注并亲身参与深圳若干重要文学活动，对深圳文学发展历程非常熟悉，他关于深圳建设并申请联合国文学之城的建议，经过将近一年的调查研究，与深圳市作协经过了多次讨论论证，调查深入，数据翔实，分析具体。该议案很快得到时任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的批复，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也及时做出批示，要求市文体旅游局进行调研并提出意见。作为配合，我也为文化局提供了相关论证材料。但此事后来并未落实，好像是一段花絮，没有了下文。只能说黄先生的思想太超前、太大胆，而我们深圳太谨慎、太低调。

记者：英国爱丁堡、澳大利亚墨尔本和美国爱荷华是我们已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之城，从这些成功案例中，我们能够发现深圳有何可取的文学特色呢？

于爱成：爱丁堡第一个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联盟，被命名为“文学之都”。因为爱丁堡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活动，比如为表彰苏格兰文学设立布克奖，并被曼氏企业冠名，它正在寻求建造属于自己的荣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墨尔本：“墨尔本体现了文学在整个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多语言编辑的首创，到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再到面向不同群体的高质量教育方案及公共活动，无不展现出当地社区的文化多样性。”爱荷华城是美国中西部小镇，人口不到6万，其中爱荷华大学师生员工大概占了一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作为一个小型的大学城，爱荷华城与文学有着惊人的渊源，它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经过漫长的积累，它已成为了一个原创性写作和文学阅读的中心。爱荷华城为促成文学氛围、激励文学写作与交流等而启动的一些战略性机制，譬如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与作家工作坊、爱荷华之夏写作节等等，非常值得全球其他小型城市借鉴，它可以被看作规划社区文化生态结构的一个绝佳范例，在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城市经济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高度的代表性。”

看来，文学之城靠的并非大师和巨著，而更多着眼于城市文学特色。深圳文学特色鲜明、创作活跃、作者密集、文学生态完整，是当代中国底层民众释放出蓬勃创作热情、创造力、想象力的文学之地，是中国梦、世界梦集中体现之地，是人类通过文学观察社会生活、描叙人生百态、观照现实处境、思考历史问题、探索心灵世界、寻找精神出路的文学之城。

△黄树森先生在深圳

记者：那么与国内新近评上的联合国文学之都南京相比，深圳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深圳的文学之城还有希望往前推进么？

于爱成：不事张扬的南京忽然旁逸斜出，石破天惊般成功申报联合国创意城市联盟的文学之城（文学之都），在人们纷纷祝贺或惊诧异讶的时候，深圳文学界同仁心有不甘深感遗憾，这份荣耀本来是属于我们的，而且在近10年以前。文学之城的门槛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高，我们错失了良机。

一座城市没有大作家不等于没有文学影响力，市民的参与热情和城市文学创作的整体活力是重要判断标准。曾经有报道称深圳在“全国文学城市”排名第四，引起网民和媒体热议，有人表示质疑，认为深圳历史短暂，名家名作数量有限，实际上忽视了它的整体文学水平。深圳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拥有全国最庞大的写作群体、最丰富的文学形态、最活跃的网络创作、最有影响力的底层写作、最多样的文学民刊，深圳人对文学的参与热情，曾让不少慕名而来的学者、作家感慨不已。

时隔十年，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深圳申报联合国创意城市联盟“文学之都”完全可行，也是可能的。南京能成，深圳也必然能成。南京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名家大师、文学活动，或者文学期刊、图书出版、文学翻译不如北京、上海，而文学氛围、作家数量、作品体量、文学教育及当代影响力又不如深圳。南京站在全国一线的作家有谁？苏童、鲁敏们都在北京；韩东、朱文曾经有过影响，不能说现在仍有影响，所以深圳的一线作家并不比他们弱。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群体，深圳比南京更有影响。因此，文学之城并非高不可攀，事在人为，深圳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应该形成优势叙事。

△深圳作家群像

二、关于深圳作家作品

记者：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和研究深圳文学创作的学者，你如何评价深圳文学队伍的整体状况和文学创作的成果？

于爱成：深圳文学以及时反映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人物、新世界”而独树一帜，在当代文坛留下不可取代的鲜明足迹，这座城市容纳了形态多样的文学写作，形成了众语喧哗的都市文学景观。

深圳是一座热爱文学的城市，呈现出磅礴壮观的文学气象和写作热情，目前共有市级作协会员近2000人，省级作协会员500多人，中国作协会员150多人，区级作协会员4000多人，持续写作者不低于1万人，通过不同平台不持续写作者则更达百万之众。这与城市移民性格、人口结构、人口来源、人口知识结构和心态有关。这座城市以年轻人为主体，白领阶层规模庞大，个体心理寻求宣泄和慰籍的欲求，对新媒体手段的掌握和使用，以及文学写作资源的丰沛、个人生活体验的“震惊”感觉、文学功能的“灵验”效应等，都是深圳文学创作活跃的原因。

深圳民间蕴藏着丰富的创作人才和极大的文学热情，现有30多个非盈利文学社会团体，以及300多个校园文学、读书会、诗歌沙龙等民间组织，他们持续不断开展各种文学活动。深圳文学人才结构完整，文学生态完善，拥有胡经之、邓一光、杨争光等有全国影响的名家。这里还有齐整的青年作家群，有数以千计的网络文学作家、打工文学作家以及不断成长的青春文学作家群。深圳也为全国奉献了移民文学、城市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网络文学、青春写作等文学形态。其中城市文学在描写中国改革开放题材，展示、传输现代观念上领先全国。在艺术形式上，深圳作家更是各有特点，不相雷同，其丰富性、先锋性、多元性，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的文学版图中都是少见的。

△杨争光

记者：邓一光、杨争光是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作家，他们也是深圳文学的旗帜。

于爱成：邓一光能在数个相互割裂的题材领域游刃有余地穿插往返，是具有强烈的文本意识、文体自觉和叙事伦理的文学大家，他给新时期文学提供了独特而多面的审美经验。杨争光是中国当代无法绕过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通过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伦理的还原、阐释和反思，充满中国化的民间叙事智慧。南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显出的智性学问、识见，世事洞明而人情练达，接续了中国知识分子小说的传统。深圳还拥有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重要诗人，王小妮一直站在中国诗歌探索前沿，也是中国最好的女性散文家之一。非虚构写作深圳也在全国文坛拥有一定地位，涌现了杨黎光、陈秉安、涂俏、侯军、王樽、刘中国、黄灯等一批出色作家。文艺评论方面则有如胡经之、钱超英、高建平、李凤亮、王晓华等。黄灿然、孙文波、陈跃红、吴岩等也长居深圳，介入文艺领域重要问题的探讨。

△邓一光

记者：我注意到你身边有一大批年轻的作者队伍，他们十分活跃，是深圳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对这支队伍你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于爱成：深圳青年作家队伍庞大，写作风格丰富多样。从2005年至今，深圳文学进入多元化时代，60年代作家进入成熟期，70代、80代作家整体崛起。一批青年作家逐步浮出水面，走向文坛，渐渐产生全省、全国影响，形成青年作家群。如薛忆沩、吴君、盛可以、谢宏、梅毅、王十月、戴斌等可谓“城市叙事”作家代表。尤其2010年来，更年轻一代的青年作家蔡东、陈再见等纷纷成为全国大刊常客，陈诗哥荣获第九届全国儿童文学奖，显示深圳文学后继有人。

我认为宽泛意义的深圳青年作家群与城市作家群可以兼容、互包，作为一个进行中的概念，这个群体阵容近50人，水平齐整，互不雷同，各有特点，放在全国范围来看，实力也很突出。

最近5年，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与深圳市文联合作，在北京举办了两批“文学深军新势力”全国研讨会，入选作家共计21人，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等不同门类。他们中绝大部分是从外地来到深圳，在深圳获得新身份，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同时也参与创造着历史。深圳青年作家群的出现，正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内在特点。

△于爱成作品《四重变奏》

记者：蔡东和陈再见入选杨争光主编的深圳新锐作家文库，他们已经取得了杰出成就，是深圳青年作家的佼佼者。

于爱成：2016年，蔡东获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同年，她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获“十月文学奖”年度短篇小说奖。2018年，该作品获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提名奖。2019年她的《星辰书》出版后入选华文好书榜，并入选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同年底，深圳市文联与十月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蔡东《星辰书》研讨会”，专家普遍认为，蔡东已经成长为国内文坛新生代作家中的代表性作家。

陈再见的长篇小说《六歌》2015年获得深圳网络文学拉力赛长篇头奖，他从此开始为文坛所知。《六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于同年获得第七届《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此后几年他进入创作爆发期，作品陆续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大刊，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选载，迄今出版五部小说集，荣获广东省作协大沥杯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奖项，并与蔡东一起出席中国作协和团中央合办的2018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

△南翔

记者：写作与其他职业一样，其人才结构也呈金字塔型。深圳能够产生如此规模的青年作家群，产生如此出类拔萃的优秀作者，一定有为数更众的写作群体的支撑。他们产生写作激情的动力是什么？

于爱成：深圳可称为全民写作的城市，这种文学的热情，一方面源自自媒体时代降低了写作门槛，另一方面，我个人的观察，与其人口结构、教育背景、成长经验和生存方式有关。这座城市的底色和基调是移民（而且主体是来自乡村、城镇和中小城市的移民），是流动、漂泊、进行时和待完成的，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深刻交流与互动撕裂，同此激发出创作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文学，首先应该是一种土地情感，跟乡土血肉相连的经验一定是文学萌发的最大动力和源泉。尽管文学是城市的产物，但文学的母亲是乡土。这样也就可以理解是深圳，而不是北上广，拥有如此充沛的文学活力与激情，正是这些年轻的移民作者，成为城市文学创造的主体构成。

记者：深圳有众多的基层文学刊物，也是其文学繁荣的标志，当然还有更多的电子刊物。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纸质文学期刊是否有向电子化转变的趋势？电子或自媒体文学刊物的质量如何得到保证？

 于爱成：深圳除了现有纯文学刊物近20家，如文学内刊《伶仃洋》《羊台山》《红棉》《民治新城市文学》《深圳文学》《新桥》《罗湖文艺》《龙岗文艺》《南山文艺》《莲花山》《盐田文艺》等，全国公开发行的《特区文学》《龙华文学》《南风》《生态文学读本》等。另外深圳与文学有关的内刊40多家，校园文学内刊也有近百家。这样的胜景堪称奇观，很多省市羡慕不已。补充一句，深圳的各种文学奖项也多，如市级层面的青年文学奖、网络文学奖、青少年文学大赛、睦邻文学奖、深圳十大佳著、深圳读书月十大文学好书、深圳十大文学少年，区级层面的红棉文学奖、龙华文学奖、光明文学奖、莲花山文学奖、勒杜鹃文学奖、打工文学奖等等。我认为，内刊的繁荣是深圳文学氛围浓厚的外在表现。

这些刊物目前大都同时办有网络公号，重要作品通过公号同步发布，扩大社会影响。当然，纸刊以外的电子刊物目前还不是主流，更多是以公号形式出现。纸质刊物向电子化方向转化，肯定是个大方向，西方一些老牌文学期刊如《哈泼斯杂志》等，都已经只出网刊了。网刊采编出版程序跟纸媒并无太大区别，而公号、自媒体则相对自由灵活得多，要么非常小众化，如玄武公号；要么可能吸粉无数，成为超级网红，如曾经的咪蒙。文学类新媒体的内容与质量，除自律外尚须有一定的法律法规制约。

△吴启泰

三、深圳文学发展脉络及流派

记者：深圳经济特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早期的文学创作虽然队伍规模有限，作品数量也不多，但仍显得十分活跃，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你对此有过详细缜密的梳理与总结，哪些作者和作品给你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些作者和作品有什么特点？

于爱成：我看过深圳老作家如蓝运彰发表于1968年的作品，老宝安县的文学没有出现过一个群体，也没有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作品。深圳特区成立后，1981年成立文联，1982年创办《特区文学》，1984年成立作协，深圳文学作为一种形态才开始发生，如同天外飞仙，破空而来，其人物、主题切入的正是改革开放的现实，是对中国新时期城市化过程和人物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和表现。

文学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风向标，深圳本土作家和首先进入深圳的作家最早嗅出新生活的气息，如谭学良、陈国凯、朱崇山、韦丘、如张黎明、黎珍宇、廖虹雷等。然后是先锋派圣手刘西鸿、谭甫成、石涛、梁大平等集中在1986—1989年之间爆发。刘西鸿的《不可改变我》、谭甫成的《小个子马波利》和梁大平的《大路上的理想者》，是国内文坛较成熟的现代主义作品，最早反映了深圳城市化轨迹和现代性的焦虑，其中《你不可改变我》获1986年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还有特别一提的是，徐敬亚策划《深圳青年报》与安徽《诗歌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在当代诗歌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两年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正式出版，从外部影响催发了深圳本土城市诗歌的萌芽。

深圳文学界和学术界对深圳文学发展历程进行过一系列梳理工作，我也参与深圳新文学大系和深圳文学12+1（小说卷）的编选。近十年来我一直都在从事深圳文学研究。因为我长期从事组织管理和专业批评工作，对深圳文学相对熟悉，有比较强烈的在场意识。我参与深圳新文学理论研究丛书的一个课题，其成果就是《深圳，以小说之名》一书，相对系统研究1979年深圳建市以来的深圳小说，通过爬梳小说作品，来看小说中的深圳，文学中的深圳，力图呈现深圳城市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焦虑，深圳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寻找，以及文化的冲突和城市的重塑。

△《南方文坛》封面

记者：深圳特区成立后，国内知名作家纷纷南下，用精彩的文字记录了特区创业和中国改革开放艰难的历程，这些作品也是深圳文学的有益营养。

于爱成：是的。1983年，叶君健应邀访问深圳，写出《蛇口一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早在此1980年底，深圳特区成立伊始，作家陈俊年目睹了这块土地上从偷渡成潮到创业者源源不断的一瞬间，特区成立10周年前夕，他写出精彩的回忆文字《深圳初夜》。陈国凯创作出以袁庚为原型和蛇口开发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朱崇山创作了以梁湘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鹏回首》，谭学良担任第一界深圳市作协主席，韦丘、伊始等参与创办了《特区文学》。

再后来就有引进作家或著名作家移民出现。乔雪竹是第一个移民落户深圳的专业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城与夜》较深地写出了深圳故事的纵深感和复杂性。另外，还有李兰妮、黎珍宇、张黎明、彭名燕等，也各有反应深圳早期世道人心变迁的作品问世，大都以女性的视角，最早呈现了深圳城市化运动中女性意识的自觉。

记者：深圳文学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同步的，当年被冠以“打工文学”之名，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作家的本土化，新城市文化随之兴起。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转化升级的规律和意义？

于爱成：1985年左右，深圳出现反映早期劳资关系和打工者自我意识萌芽的打工文学作品，从此，打工文学一度成为深圳文学的主潮，涌现出来数以千计的打工文学作者和数百位打工文学作家。

深圳是一座新移民城市，过去的背景和生活经验都影响着我们如何认识和把握这座新的城市。所以很多作家写的还是记忆和成长故事，城市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他们的作品还不能称之为成熟的新都市文学写作。城市文学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你不能说“打工文学”不是城市文学。所谓的城市文学命名和探讨，在边界上要宁宽勿窄。新都市文学中的深圳，有白领金领，有工商巨子，有原住民，也有流水线上的打工者，深圳文学要有以深圳城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出去的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深圳之为深圳，就在于吸纳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寻梦者、逃难者、失败者，就在于给无可选择者以选择的机会，以重新开始的舞台，以实现自我的期许，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深圳人”，这就是这座城市的“新”，文学不能停留在厚此薄彼的身份论上，不能蔑视底层作者和流水线上的题材，所以说，打工文学并未遮蔽深圳文学的光荣、矮化深圳文学的形象。

打工文学当然是城市文学，城市叙事，它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在文学性上大大提升，比如王十月、郑小琼、戴斌、曾楚桥、陈再见、郭金牛等人，早已跃入国内最优秀作家行列。当然，以出身和作品题材论作家，是历史的产物，我们需要赶走文学上空笼罩的阶级论幽灵，回到文学就是文学，作家就是作家的基本原点。

△王小妮

记者：从早期移民文学到打工文学到青春文学及新城市文学的出现，大致可以看出深圳城市文学的发展历程。观念的提升可能是串起各个时期的一条主线。

于爱成：深圳文学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较早表现了个性觉醒，比如刘西鸿、谭甫成的作品；最早表现了现代化行进中的劳资关系，比如打工文学；最早表现了开放城市青少年的独立观念，比如郁秀的作品；也出现了最早的边缘女性及女性在资本和性别政治中的觉醒，比如缪永、盛可以的作品。此外，还表现了劳资冲突和现代化公平正义矛盾，比如曹征路的作品；出现了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主题，比如吴君、戴斌等的作品。谢宏、丁力、央歌、梅毅、厚圃、毕亮、弋铧等的作品也都写出了作者观察到的深圳人的生存面貌。

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文学界曾提出过“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的内涵和外延迄今仍不甚清晰，也未上升为创作和批评界广泛认同的学术话语，但今天来看，如果要给深圳文学树一面旗帜，“新都市文学”显然仍有其生命力。

任何文学风格或流派的形成，都离不开本土文学运动的萌生与发展。新城市文学在深圳本土文学实践中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开放体系，容纳了“移民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各种形态。作为新城市，深圳与作家共同成长，处于变动过程之中，不存在固化的城市中心和属性，有时候让作家无所适从，无从把握它的前世今生。同步性，互文性，共同在场，共同成长，是深圳新都市文学（或新城市文学）的一个特点。

△吕贵品

四、关于粤派文学批评

记者：最近几年以来，广东省文学评论界开始探讨粤派批评，并对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粤派文学批评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何特点？

于爱成：广东省文学评论界探讨这个问题已近三年。我的观点是，历史地看，粤派批评的倡导和探索，不算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近代以来，广东成为京、沪之外的重要学术中心，广东学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呈现不断上升势头。但由于广东文化重商言实、急功近利，正如桑兵所言，广东本地“虽出学者却不养学问，粤籍学人往往只能做北学的干将”，广东籍文学、学术大家往往出现在移居外地之后，近代如梁启超、陈垣、钟敬文、黄药眠，当代如洪子诚、陈平原、温儒敏等。因此，粤派批评这一话题的提出和讨论很有积极意义，体现了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广东文艺理论和批评，依托其深厚积淀和文学艺术实践，以及新时期以来新的文化因子，经过自觉的探寻和建构，近十年来是已经呈现出明晰的面貌。

学派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学派的出现，需要特定的学术集体、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文献、思想成果。一般来说，形成一个学派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要有自由的学术氛围。二是要集聚一批学术同人。三是要有较多学术阵地。四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积淀。粤派批评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并初步建构起一种学派形态，它具有区位、移民文化、商业文明等优势，加之转型期社会发展带来前沿性问题优势，学术民主意识更易形成。

当然，粤派批评也其制约因素，比如：基础研究受到重视不够，文学艺术和学术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缺少学术阵地，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和学术期刊、学术论坛相对较少。

△黄树森主编《百年萧殷》

记者：萧殷和黄秋耘是粤派文学批评的奠基者，特别是萧殷，对此派有开山之功。你论述粤派批评，称萧殷是指导型评论家，而称黄秋耘是感受型评论家，两者有何区别？应该怎样理解？

于爱成：萧殷一生主要从事报刊编辑、文艺教学、文艺理论研究，对培养青年作家不遗余力。之所以将他定位为指导型评论家，是因为他文章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符合创作实际，成了青年作者最适时的创作辅导教材。80年代不少著名的中年作家，50年代所读的第一本文学理论书，就是萧殷《与习作者谈写作》。从1947年到华北联大讲授《创作方法论》起，萧殷一直在研究文学创作规律问题，其中论述题材和主题的文章，涉及创作中非自觉性的复杂现象，这是在50年代极少有人碰过的“禁区”。即使有人偶尔涉及，也是当反面例子举，而不像萧殷从正面肯定作家“不自觉地反映生活的真理”这一现象。他的写作论、创作论，一贯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60年代初，他深感庸俗社会学在广东盛行，因而发起于逢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表现了力挽狂澜的勇气。黄伟宗有广东文学“两个五年辉煌期”之说，一是1959—1963年，一是1978—1982年，萧殷是“领军人物之一”，这样评价恰如其分。1978年以后，萧殷作为广东文坛的思想灵魂和组织核心，带头对文革“文艺黑线”及其余毒进行全面批判和清理。1978年底，《南方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一文，极大地推动和促进全国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广东报刊在全国最早为《三家巷》《苦斗》《艺海拾贝》等作品及其作者平反，最早发起关于爱情描写的讨论，最早发表陈国凯、孔捷生、吕雷等人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作品，并召开创作座谈会，大胆邀请刚刚复出的周扬、夏衍、林默涵、张光年莅会发表讲话，《作品》杂志率先发表“右派”作家王蒙等人的作品。这些举措使广东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思想解放的渊薮和大本营，《作品》成为全国最受欢迎期刊之一。

我称黄秋耘为感受型评论家，是引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的说法。黄秋耘在“百花时代”，勇猛向上，疾恶如仇，高举“写真实”与“干预生活”两面旗帜，大声呼吁“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呼吁“作为一个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困难和痛苦面前，心安理得地保持缄默的”。在强调颂歌的50年代，他反对空洞的赞美和廉价的颂歌，号召作家们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黑暗的东西。60年代，他在《文艺报》期间，卷入“中间人物”论事件，同时大力推荐孟超改编历史剧《李慧娘》、欧阳山《三家巷》、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孙犁《风云初记》等，可见其眼力的敏锐。

记者：《当代文坛报》是粤派文学批评的最重要平台，也是这个团体最终形成的标志之一。《当代文坛报》由萧殷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凝聚了广东文学批评力量，也是国内文学批评的重要阵地。

于爱成：萧殷对文艺理论批评高度重视，他以身作则亲手铸造并深刻影响了广东理论批评风气和学术精神，培养了两代文学评论家，构建了文艺批评的基本队伍，创办了省作协理论研究部。1983年，萧殷创办文艺理论月刊《当代文坛报》并拟亲自担任主编，但因身体极度衰弱并于当年去世，《当代文坛报》的担子落到黄树森和易准身上，这份高峰期发行量达到130万份的刊物，1997年因故终刊，也成为广东文学批评“沦落”、队伍整体“溃散”的一个标志。此事件也反衬出萧殷之后再无萧殷、“不觉前贤畏后生”的广东文学创作和批评生态的现实处境。

△《黄树森集》

记者：萧殷去世后，黄树森接手主办《当代文坛报》，你怎样看他在粤派文学批评中的地位？

于爱成：黄树森长期从事文化批评和岭南文化研究，专著和编著有《题材纵横谈》《手记•叩问——经济文化时代猜想之子丑寅卯》《春天纪》，主编“九章系列”六种，“叩问岭南”丛书五种，“流行蛊”丛书六种，“地道广东”六种。媒体和民间有“文化奇人”“黄九章”俗称。

在广东文艺界，黄树森是一位擅长“咬破小孔”的奇人。开放改革前，他凭济世天性与优秀批评家的锐气，参与由小说《金沙洲》引发的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执笔或合作撰写了《典型问题的讨论——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等文章，大胆批评文艺批评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思想。刚才说的《南方日报》《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一文，由萧殷策划，也是黄树森执笔的。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为“香港电视”辩护，替“恭喜发财”张目，并成为内地率先引进港台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人”。他提出的“经济文化时代”、“叩问岭南就是叩问当下中国新文化”、“珠江大文化圈”、“中国影视走第三选择道路”等理论主张，无不震动全国评论界。2006年，他牵头主编《广东九章》并渐成系列，借古今名人之视角，对岭南文化的发祥、嬗变、风行历程作了探微和梳理，对于成就广东“经济强省”光环的“人文基因”，更作了深入剖析和精当提炼。

作为改革开放30年文艺领域的亲历者、践行者和思考者，黄树森曾将1978年以后广东思想文化的流变分成三个时期：启蒙——由封闭愚昧向文明开放突围；转型——由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挺进；建构——营造新岭南经济文化融合的“热带雨林”。

记者：黄树森先生特别重视历史文化，他主持《当代文坛报》期间，对“珠江大文化圈”现象展开讨论长达8年之久。现在回过头来应该如何看这场讨论？

于爱成：黄树森对岭南文化的钩沉探赜由来已久，《当代文坛报》创办之初，他就发动对“粤军”现状、文学上的“岭南之谜”、“南方精神”、“岭南文派”等问题的探讨。1988年第1期《当代文坛报》发表《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第一次提出“文化圈”之说，1989年辟出“珠江大文化圈”专栏，拉开长达8年之久的“珠江大文化圈”现象讨论，当年即编发文章20余篇，为岭南新文化的生长鼓与呼。这是对岭南文化形态的辩护行为，从深层次讲，在全国第一次真正面对经济、市场和现代性对文化的冲击，并做出及时而理性的回应。

除策划、组织外，黄树森在讨论中还发表了大量言论，其中《“珠江大文圈”锣鼓之一至之七》显现出丰沛的学养和通透的学理，其话题的导引、问题的发现、理论的提升、言说的奇警，直到今天仍令人感奋并多有启迪。

△于爱成作品《深圳：以小说之名》

五、关于深圳文学批评

记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和前沿阵地，深圳的文学批评力量随着文学创作而崛起，你怎么理解它与粤派批评之间的关联？

于爱成：深圳文艺评论界也理当探讨、探索，寻找适合自己城市特点的文艺批评话语结构与言说方式，形成深圳的文艺批评理论学派。实际上，深圳文学的发展历程、作家作品、现象流派、文化思潮，并没有独立于广东之外，无论是打工文学、移民文学还是城市文学，都与珠三角城市群没有明显区别。深圳的文化气质可能在南北文化、城乡文化和中外文化冲突上更加激烈，但仍然不足以形成自身特色鲜明识别度高的城市文化精神。在全球化大潮和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相比较历史悠久的大都市，深圳的大多数写作者的生活和写作都不具有连续性，他们缺乏文化脉络、文化积淀、传统谱系和文化背景，也缺乏对成熟城市文化的总结和把握能力，他们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对旧有经验的纠缠和对新鲜经验的茫然，进退失据，左右游移，在这种处境下，不可能迅速出现成熟的文学形象和文学经验。文学如此，文学评论自然也是如此。深圳现象、深圳未完成的经验，自然也就是广东经验的组成部分，深圳批评自然也就只可能是包容性强涵括力强未成熟的粤派批评的组成部分。

深圳的文艺批评与文学状态，大家平常喜欢使用的表述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从宽泛意义上讲，文学与评论都是书写，都是文章。写作尽管是个人的事，但写作者、评论者需要抱团取暖、切磋砥砺，需要被关注、凝视和必要的激励。客观来讲，城市的文化定位关乎其气质、品位、格调和对外形象，否则也不会有文学之城、创意之都、文艺复兴城市称谓。深圳是窗口、是移民城市、是靠近香港的湾区核心，它的文化一定要是国际化、外向型、中西合璧、南北汇聚的，文学如此，理论评论与学术也是如此。我们期望有温度的文学生态、更有高度的文学态度和自由讨论的文学氛围。有文学，有评论，有学术，又可以无限分孽、增值、聚变，化成城市人生命中的盐，进入每个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从而参与型塑城市的文化性格。

记者：文学创作是文学批评产生的土壤，而文学批评又反过来推动和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所以文学批评与创作之间往往有一种滞后效应，你现在是深圳市作协暨深圳市评协副主席，你怎么看深圳的文学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于爱成：萧殷曾经说过，文学评论是从作品或创作实践中引出来，又回过头去指导创作实践的，“因此文学评论工作直接关系到创作活动的盛衰，是创作活动最亲密的伙伴。”对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关系，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深圳特区成立40年来，深圳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都获得长足发展。在人才队伍上，深圳已经有了一支比较有特色的批评家、理论家队伍，他们分布在高校、社科院、研究中心、文联及所属协会等单位机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深圳出现了一批民间评论家，文风犀利，大胆指斥当代文坛艺坛流弊，引起全国关注。深圳从事文艺批评的专业人才甚至不比广州等城市为少，深圳还有一批作者自由穿行于创作与理论两个空间、两种文体。深圳的媒体包括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过去一直比较重视文艺批评，而深圳数十家文学内刊都有着强烈的理论自觉，深圳批评家的文章总是能够在这些刊物上看到。在机制上，深圳宣传文化基金对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也提供了保障。基于上述几点，我对深圳文学批评的前景非常乐观。

△于爱成作品《新文学与旧传统》

记者：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是不是有了一定知识积累和阅读经验就能成为批评家，或者敢骂人就能成为批评家？

于爱成：理论批评滞后于文学创作，全国皆然，其中原因很多，有自我认识、社会环境、文化空气、职业操守等等，不一而足。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伟大的艺术品往往来自于超越功利的创造，而超越功利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艺术欣赏与批评的痴迷是伟大批评家的最重要品格。文学批评是一项涉及美学的综合性精神活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成为合格的批评家。深圳的专家学者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比，在问题意识、理论建构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深圳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价值和道德的准备，是一种批评家的姿态问题。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批评家，除了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广泛的阅读经验外，更一种内在的东西，即批评家的精神气质。

文学批评在最初发展阶段，批评家多以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出现，随着文学观念的成熟，现代思想的深化，人们对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有了深入认知，近现代以来批评家更多采取一种对话和交流的姿态。正如李健吾所说，以建设为宗旨的批评，既“用不着谩骂”，也“用不着誉扬”，而是做到“言必有物”。

现在人们也会谈到文学批评的独立性问题，既立足于作品但又超越作品的阐释性批评话语与理论建构。但无论侧重于常规评判还是侧重于更独立的阐释，都很难完全不要价值判断。人们期待批评家保持独立的价值立场，坚持崇高的文学操守，最大限度摆脱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以及人情面子等各种世俗利益干扰，形成具有独立品格的批评主体。当今社会，无论经院学者还是社会批评家，都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但文学批评一直乱象丛生，拜物、拜权、拜名教一直阴魂不算，我认为思想、价值和道德缺失是主要原因，亟需补偏救弊。

△2017年于爱成参加山东作家作品研讨会

六、学术之光不经意的照亮

记者：你已经出版《深圳，以小说之名》等多部学术专著，发表了大量评论和学术论文，并获得过第六届、第九届和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你是怎样走上文学评论研究道路的呢？

于爱成：28年前我有意无意间进入了文学批评研究的领域。那是1992年，我就读曲阜师大中文系时，写了一篇分析新写实小说的学年论文，获得李新宇教授的首肯，并推荐发表。学术之光如此不经意间的一次照亮，大大振作了我的信心，激励我考入中山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我的研究生导师是鲁迅研究专家、现代文学史料学拓荒者李伟江先生，李先生甘于清贫，甘于寂寞，我的学术生命是从他指教下的鲁迅研究开始的。

1994年10月，时任广东省作协文学批评刊物《当代文坛报》主编的黄树森到中大中文系作报告并约稿，我有幸得到黄先生赏识，从此开始了跟他长达26年的忘年之交、师生之谊。199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广东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研究鲁迅、广东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和现当代文学，在鲁迅研究和岭南文化研究方面更为系统深入。1998年我离开广州到深圳从事媒体工作，可能由于个性中难以摆脱的浮躁，基本告别了文学和学术，此后直到2001年底继续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2004年，我又考取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民俗学岭南学派泰斗叶春生先生，再次进入学院体制，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

△叶春生教授

记者：这三位老师对你的学术训练和文学批评道路分别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于爱成：我的三位导师对我的学术生涯和批评风格的形成影响至深。李伟江先生是学院考据的极致，训练严谨、细致、规范、老老实实、一板一眼，李先生是传统知识分子，我感受到老式家庭的慈爱和严格；黄树森先生是社会批评派的泰斗，是一派活泼、天真、热闹、生动有趣、不拘一格、不拘常法、不按常理出牌，跟着他我有参与到广东文化历史中的乐趣和成就感。我的学术理路和风格在两位先生的呵护下初步成型，历史和现实，规范和灵动，刻板和活跃，似乎矛盾，但在我身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融合。叶春生先生是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入门弟子，改革开放后，叶先生成为中国民俗学岭南学派的开创者和掌门人。叶先生恰好取李伟江和黄树森先生的中间值，谨严、认真又不失灵活、变通，精于考据，又长于发现，在他耳提面命的指教下，我的学术风格、关注对象、问题意识都有了新的长进。

△李伟江教授

记者：李伟江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文学史料学，叶春生先生偏重于民俗学岭南学派，而你现在从事的当代文学批评更倾向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否受黄树森先生的影响更大？

于爱成：确实，从学术路径、兴趣和涉足的领域方向来看，我更像是黄树森先生的衣钵传人，他亲自推动学术课题以及持久的鼓励和激赏，是我多年来从没有放弃学术的最大动因。这种投契、温暖、心气相同甚至心灵感应，有时候让我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也许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然，我清楚这是黄树森先生爱才，他欣赏爱护一位来自山东的耿直执拗的年轻人，愿意帮助他，成就他——这也是老一代伟大文人的传统，广东文坛代不乏人。当然，我也明白，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此外，从80年代以来，一批名家的学术思想均对我有持续的启迪，包括李泽厚、王富仁、南帆、陈思和、陈平原、汪晖、王晓明、陈晓明、李欧梵、王德威、黄子平、孟繁华、格非、李敬泽等，他们的立场观念可能会有冲突，但却呈现了在寻求真知道路上的轨迹、印痕。

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的学术偏好或强项，是从多学科角度、多种理论资源，从特定立场与方法出发，进行宏观的语境分析或微观的文本细读。近年来，厌倦于学术八股文僵死与乏味的流弊，我开始有意选取相对传统的作家作品，保持文本细读与意识形态症候阅读的方法，务求兼顾学理分析与学术个性，寻找适合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深圳，以小说之名》一书做了这样的尝试或者说突围。

△2017年于爱成参加布达佩斯文学交流活动留影

记者：据说你正在撰写有关刘斯奋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的评论专著，这部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它的主要特色是什么？你目前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于爱成：其实我现在手头有三本书正在写作中。第一部偏于历史，结合晚明史来研究刘斯奋《白门柳》，采取双重例证法，关注晚明及其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第二部是诗论，在海德格尔“诗与思”的意义上，研究深圳诗人黄惠波的作品。第三部是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文集，包括网络文学研究、深圳作家作品细读，以及粤派批评、岭南文化等理论问题研究。同时，我也在协助邓一光、杨争光等人，参与编选深圳新锐作家文库的小说卷、深圳诗歌的两个选本，深圳年度作品的三个选本、40年深圳文艺理论批评文选等等。接下来，还有一个计划，想尽快实施，我的专著《深圳，以小说之名》毕竟只是解读研究了深圳部分代表性的小说，主要是前三十年长篇小说作品，拟集中精力将深圳成名作家尤其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做通读、细读，在深圳文学史和论两方面，拿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

我希望格外珍视作家，珍视作品，珍惜作为社团服务者为作家和文学服务的机缘。虽然有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积累，但我更希望甘居人后，甘于寂寞，甘做人梯，远离喧嚣，默默地思考和写作，默默服务于年轻一代作家，我希望凡事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