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杨青

棺材、鸽子和耗子在曹禺的《北京人》中是三个象征意味特别明显的物件，前不久赖声川版《北京人》话剧在深圳上演，橘生淮南，世易时宜，舞台上的人物和现实中的城市对接，撞击出的却是：丧、网红和36岁的独特味道。

曾家的儿子和女婿全是提拉不起来的软豆腐，大时代转换过程中，旧式家族子弟的不适和无能显露无疑：一事无成的废物，只会啃老的耗子，拿不起放不下连自己的生活也理不顺。

儿子文清属于不担当不负责的那种男人：对表妹婚前喜欢却不争取，婚后又不撒手；对父母安排的妻子不喜欢只能接受，然后嫌弃；对儿子挑不起父亲的责任；作为儿子又担不起家庭的责任，甚至连鸦片也戒不了。文清是一个自我泯灭，各种角色都无法胜任，只能在鸦片中麻醉自己的多余人，和当下的“丧”一代很吻合。

开场他的离家出走貌似一条求生之路，也是改过机会，有望洗新革面，焕然一新，可惜，他不仅没给没落的家族带来一线生机，他的出走更像一则笑话。1923年鲁迅先生曾写过《娜拉走后怎样》，推测她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941年曹禹笔下的曾文清出走的第二天就回来了，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个钱，还是靠表妹愫方私下偷偷赞助才再次出发，临走还托表妹照顾他的家人字画和鸽子。

一个给不了人家感情和名分，却让人家为他从经济和感情上无私付出的渣男，如果在网上曝光，肯定是千夫所指。最糟糕的是这个渣男不仅没有在外面打拼出一条生路，最后还灰头土脸滚回来了。用鸦片了结残生算是保全了最后的一点尊严。

曾家女婿江泰属于无能还闹腾的一代，自尊的B面就是极端地自卑，比儿子文清更差一等。在老岳父棺材被抬走的重要关头江泰突然人格附体、灵魂觉醒、大义在肩，跳出来要承担，要救这个家，救棺材，结果不过是吹牛，找公安局长未遂，连自己也差点进了局子。

张爱玲在《私语》里写道：“有我父亲的家，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 其实就是舞台上《北京人》中曾家的写照。

可是在台下换个角度看，觉得曾家后代并非一无是处。只要捱到这个年代，懦弱无用的儿子文清舞文弄墨能写会画，又是品茶玩鸽子的行家，妥妥的网红潜质；随便秀一手有可能获得十万加，做新媒体开公众号应该不愁找到生路。江泰貌似废物女婿，可他吃遍京城馆子，各家名吃招牌张嘴就来，倘或开个美食公众号，极有可能成为美食达人。旧时代养出来的一无是处的“毛病”，在当下成了非常罕有的稀缺资源，可惜他们生不逢时。这种现实衡量让你对舞台上的角色没有太多讨厌，反倒滋生了几分同情。

《北京人》深圳首演现场，文清儿子17岁结婚，媳妇怀了孕，文清被曾老太爷数落，你都36岁，快当爷爷的人了。这句话引发了台下最大的骚动和哗然。因为有的在场的36岁的深圳人还没结婚。

深圳39岁生日之际，一组调查数字出笼：忙于事业的深圳女人直接拉高了全国人民的平均婚育年龄：全国女姓平均结婚年龄是25.7岁，深圳女姓平均结婚年龄大五岁，是30.8岁。全国平均初育年龄是26.8岁，深圳45%的受访女姓更愿意在30-35岁生孩子。一句话深圳人的结婚和生育年龄比全国平均晚5岁。

时代差异在年龄上发生了逆转：都以为从前日子很慢岁月悠长，现在时光匆匆岁月如电。事实恰恰相反：舞台上从前的少爷文清36岁完成了一生，而在座的36岁的深圳人有的连婚姻的门都没有进入。文清那一代人被岁月推着走，在不成熟的时候被迫扮演许多不胜任的角色，以至于个个走样，卒不成章，草草完结一生，36岁成了人生休止符。现在的年轻人36岁有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急不缓、好整以暇，以自我为核心，慢慢建设成长，梳理好自已，想清楚婚姻和家庭的责任，再承担其它角色，反倒显得岁月悠长而缓慢，婚育平均年龄晚全国五年的深圳人尤其从容。

台上与台下，古与今、快与慢、新与旧，超出常态的差异，引发或大或小的错谔，这才是戏里戏外有趣之处。

大幕落下，曾家不过是被翻篇的旧章，旧的家族已然死去，新的希望正从边缘升起，而36岁迥然有别的人生况味却够咂摸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