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刘悠扬

在这个成功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还会有人心怀古典情怀，为那些江湖上的“无名之辈”树碑立传吗？

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李修文继《山河袈裟》之后，最近再出新作《致江东父老》，用18个故事，写下18个小人物的传奇人生。

2019年11月2日，李修文携新书来到深圳，在覓书店与作家邓一光、钟二毛，一起分享了创作背后的心路历程，并围绕《致江东父老》引发的文体争议、写作的地域性、影视编剧和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等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 

• ▲李修文（中）和作家邓一光（右）、钟二毛在新书分享会现场。

为什么要写小人物——

为无籍无典者建一座纪念碑

《致江东父老》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继获奖作品《山河袈裟》之后的全新散文集。全书约20万字，收录有《三过榆林》《我亦逢场做戏人》《不辞而别传》《小站秘史》《白杨树下》《何似在人间》《在春天哭泣》《猿与鹤》等18个故事，出版前，这些篇目已在《收获》同名专栏发表。

• 

• ▲《致江东父老》
  李修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李修文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也曾做过编剧、影视监制。著有《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多部小说，曾获茅盾文学奖新人奖、春天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散文集《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担任编剧和监制的作品有《十送红军》《疯狂的外星人》等，编剧作品曾获电视剧飞天奖、大众电视金鹰奖。

“和《山河袈裟》一样，《致江东父老》也断断续续写了十年，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写的结果”，李修文在新书分享会上表示，相比《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里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厚重一些，“如果说有什么抱负的话，我的抱负，就是下定了决心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

在新书《致江东父老》里，李修文记录了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之所以要写这些小人物，李修文说，因为某种相对典型的中国式面孔，在今天的叙事里越来越安放不下，“我要找回他们，写下他们”。

他的写作冒犯了谁——

“我不觉得他狂妄，他甚至可以更狂妄一些”

在新书分享会上，著名作家邓一光谈到多年前第一次阅读李修文长篇小说《滴泪痣》时的情形：“第一句就被震住了。物质时代，盛行现世哲学和法则，一位刚及而立的七零后代表作家，不紧随时代车轮滚爬着向前，却站下来追问画眉、石竹和烟花的来生，他要干什么？这个答案在十年后，在他的《山河袈裟》和《致江东父老》中得到了解答。”

• 

• ▲作家邓一光（右）认为，《致江东父老》拥有了不起的生命观。

在邓一光看来，《山河袈裟》和《致江东父老》拥有了不起的生命观，即“生命无论多么普通，不值一提，命运无论多么不堪，你若在意，若珍视，都是一次奇迹。”“这样的价值观从人本出发，颠覆了达尔文的沙文主义进化论。”邓一光认为，李修文冒天下之大不韪，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这是明目张胆地为无籍无典者树碑立传，是要在冒犯成功哲学主流价值的旗帜下建立个人的写作秩序。

同时，邓一光也认为，敢于对主流价值观和写作传统作出冒犯的人，首先需要具备一种能力，即能建立一个新的叙事体系，这一点，李修文做得很好。“《致江东父老》其篇章结构、文章法度、句式用词不吝常道、不循常规，文体意识彰显。所以我不觉得他狂妄，他甚至可以更狂妄一些。”邓一光说。

是散文还是小说——

不要被“散文”和“非虚构”概念束缚

《致江东父老》面世后，引发了评论界、读者对该书文体的强烈争论。

例如书中的《白杨树下》，真实与虚幻交杂；《小站秘史》中突然出现的白马，像极了古代传奇；《我亦逢场作戏人》又使用了个人口述史的写法。李修文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些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虚构还是非虚构？

• 

• ▲新书分享会吸引了众多读者到场

新书分享会上，李修文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公认为非虚构作家的阿列克西耶维奇的一句话：“当我走在大街上，多少长篇小说遗失在风中。”在他看来，这句话指明了其他文体对小说的抢夺和侵占：小说的一部分功能，已经成为了别的文体的重要支撑。

“今天的世界，真实与虚幻，庞大与轻盈，那么多明显的分界都在重新撞击，重新汇合，重新构成，我们的体验日渐变得暧昧和难以言传，一个精神个体趋近真实的‘我’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这是我们时代的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要真正面对它，就要轻蔑文体。”李修文提醒读者，不要被所谓的“散文”概念、“非虚构”神话所束缚，“如果我的内心有一种真实，那就是美学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