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之前，国产主旋律电影受困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人物形象“高大全”，缺乏“烟火气”，叙事模式保守、固定，视听语言与时代脱节，严重缺乏观众缘，商业价值无法实现进一步延展。

随着徐克应用“类型化”手法改编的《智取威虎山》在内地收割8.81亿票房，主旋律电影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人们除了惊叹于“红色电影还可以这么拍”之外，更看到了主旋律题材和类型片结合的潜力。

2016年，电影《湄公河行动》成为当年“票房黑马”，主控方博纳影业由此开启“逆袭”常态；2018年，“行动系列”第二部《红海行动》斩获36.50亿票房，博纳也成为主旋律类型化改编的“头号玩家”。

一方面，资本尝到了主旋律题材类型化改编的甜头，享受着官方补贴、官方协助，不仅摄制难度降低，审查上也受到官方偏爱；另一方面，民间总结自2018年至2022年，内地进入“红色五年”，越来越多资本入局。

今年上海电影节期间，“主旋律”题材几乎成为每家影业公司的坐上宾，博纳有“中国骄傲三部曲”、北文有《749局》、万达有《解放了》……国庆档更上演主旋律题材大比武，十一当天就上映了《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电影，更是直接推动了2019年票房突破500亿大关。

但随着入局者越来越多，资本会发现并不是所有主旋律题材都能适合类型化改编，而横亘于现实主义和类型化夸张之间的“边界”问题浮出水面。

票房较首映日上涨19.6%，

“大阅兵”成国庆档情感“催化剂”？

当前《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电影，上映四天票房一路高歌，首日票房分别突破2.98亿、2.63亿、2.08亿，猫眼专业版预测，三部电影最终票房或将呈33.07亿、26.46亿、9.96亿梯队，总票房突破70亿人民币。

受到十一“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影响，主旋律电影的观影热情也被带动起来。

猫眼专业版数据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大阅兵”当天大盘总票房近8亿，较首映日上涨了19.6%，创春节档以来单日大盘新高，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单片单日拿下3.79亿票房，较首映日上涨了33%；“大阅兵”第二天大盘总票房7.80亿，同样较首映日上涨了17.5%。

当“大阅兵”掀起的强烈共情从线上蔓延到线下，这场触及全民情感、沟通全民情绪的盛事，找到了效率更高的情感出口和落地方式——消费主旋律电影，而对于这些电影本身来说，这种也更像是一针催化剂，催生国庆档电影诞生更高票房。

事实上，在此之前，公共事件成为国民情绪催化剂的例子不胜枚举，“1987年黄河首漂”、“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冠”、“2001年申奥成功”等等，但对电影票房会形成刺激的例子却少之又少，而今年“大阅兵”之于国庆档，再次验证了公共情感发酵对电影票房的带动作用。

截止到发稿前，《我和我的祖国》票房已经突破13亿，持续领跑国庆档；而《中国机长》票房也已经突破十亿，位列票房第二名；《攀登者》在三部影片中的票房暂时落后，当前仅拿下5.27亿票房。

《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票房领跑，

《攀登者》口碑“崩塌”

作为国庆档“排头兵”，《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票房可谓节节攀升。但就电影本身的口碑而言，外界依然褒贬不一。三部电影豆瓣评分上映两天才迟迟开分，当前《我和我的祖国》8.1分、《中国机长》7.2分、《攀登者》则跌至7分以下。

三部电影中，《我和我的祖国》评分最高，电影前期借力同名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形成病毒式营销，让电影下沉至普通观众群，为影片票房蓄力。但影片形式——由7位导演分别创作的短片构成集锦，则决定了影片的所有内容很难对大众形成完全覆盖。

7位导演无论技术还是风格都势必会形成对比，口碑分裂在所难免，但好在大部分观众接受程度较高，众口难调也没能成为什么难题，反观另外两部影片，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观众对于《攀登者》的负面评价，大部分集中在“剧情线太碎”、“感情线牵强”、“对不上嘴型”、“剪辑粗糙”等等，直接影响电影观感。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作为内地首次尝试登山题材的商业片，外界对《攀登者》期待过高，很容易“不及预期”。

“即使有瑕疵，但瑕不掩瑜”，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攀登者》开画当天26%的上座率，甚至低于《我和我的祖国》上座率的一半，属于被严重低估了。

而《中国机长》在观众反馈当中，算是主旋律题材和类型化融合得较为成熟的一部，电影前半部分展现了现代化、年轻化的民航工作氛围，更像是内地版本的《冲上云霄》，后半部分，在挡风玻璃破裂事件的基础上，又加入了雷暴天气的设计，增加影片看点。

要知道，川航3U8633航班事件原型本身故事性不足，影视化难度较大。但尽管如此，影片仍然存在群戏单薄、群像刻画不足的问题，被观众诟病“配角沦为纸片人”。

“主旋律”题材的类型化改编或陷“失真”窠臼？

整理三部影片评论，会发现同一个指向性问题：“失真”。《攀登者》的多数反馈为“过度煽情，不够真实”，而《中国机长》则多数反馈为“过度夸张，不够真实”。这也是“新主流”电影（“2019年上海电影节”期间官方提出概念）或者说主旋律题材的类型化改编，2009年发展至今，创作层面暴露出来的较大问题。

明显的趋势是，自从《智取威虎山》和“行动系列”电影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以来，主旋律题材的改编越来越依赖于香港导演，虽然香港导演在过去几十年对内地的生活体悟和社会事件是缺位的，但是他们经历了香港电影完整的发展过程，在类型化创作上已经具备了成功经验。

大致总结出“新主流电影”改变成功的一般公式：主旋律题材+类型化创作+香港导演+内地监制。如果说香港导演对于类型化而言是一把好刀，那么内地监制则是这把刀的刀鞘，让前者能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在恰当的范围内发挥优势。

如果去掉了内地监制这一环，这类电影容易因为内容不够接地气和内地市场脱轨，甚至改编失真，比如此前刘伟强导演的《建党伟业》就曾备受争议。

事实上，主旋律题材的类型化改编本身就是“火中取栗”，一边是现实主义题材，一边是类型化的夸张，向右容易沉闷，向左又容易失真，如何做出符合市场规律的主旋律类型化改编，市场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引导创作。

只有经历了“暴露问题”、“总结规律”，才有可能“走向成熟”。当前，主旋律题材的类型化改编正在进入一个健康的发展周期，虽然这个过程中会遭遇诟病，但是放到整个类型在内地发展的维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健康有意义的过程。

观众可能不懂艺术，但是他对艺术的感知能力不容忽视，创作者需要警惕经验，需要找到主旋律题材类型化改编的中间值，在不违背常识、不违背规律、不违背科学的基础上，找到年轻人感兴趣的角度，重新表现、重新挖掘，主旋律题材的艺术张力。

来源 娱乐独角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