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你也需要尽量少开设户头，越少的储蓄账户对你存钱越有好处。为什么账户越少，用户花钱越节省呢。如果你是个想勤俭治家的主妇，是不是同样也应该把钱存到远远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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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读创文化广场 2020/10/05 10:11
朗诵：赵玉（读创/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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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松松地在这东方文化的“神秘园”中漫步，随手摘下几片叶子，几朵鲜花，几颗果实，轻轻松松地呈给世人，使喜欢东方文化的世人能轻轻松松地瞄一瞄，嗅一嗅，再轻轻触摸一下；若得片刻享受，若有会心一笑，若能若有所思，我也知足！当然，如果还有一些原本不太了解、不太喜欢东方文化的人，比如说一些西方人，因为我的漫步，也好奇地走进这座白云深处的广袤无垠的丰富多彩的充满神奇和智慧的神秘园，那我就更开心了！
——黄扬略
【作者简介】
黄扬略，号山海村人，生于广东徐闻县山海村，中医世家，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高级记者、辞赋家、中国书协会员。
曾任：新华通讯社广东分社副社长；深圳报业集团社长 ；香港商报社长；香港经济导报社长；中国（深圳）文博会公司董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
主要专著有《大潮沉思录》、《党报新论》、《鹏城赋》等。其文赋作品《鹏城赋》现刻于深圳市园博园，《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碑文》现刻于深圳市中心公园，《改革开放纪念园园记》现刻于深圳市莲花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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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儒法与秩序
儒学与法学，都是秩序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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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起于春秋战国、伴行历朝历代的儒家与法家，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对头冤家：
儒家总是苦口婆心讲仁义道德，法家总爱板起面孔讲严法峻刑；儒家大讲济世之道，法家多讲驭人之术；儒家宅心仁厚多结善果，法家剑走偏锋少得善终。
可有道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我们发现，儒家与法家表面看来各说各话，而在骨子里，却是一路人，做的一样事；而且许多“法家”，往往以前就是“儒家”，甚至同是一人，“治世行儒，乱世行法”，“下马为儒，上马为法”；从历代法家人物的修养和行为看，法家更像是儒家中的“改革派”。这话有没有一点儿道理？
我们先看看儒家。儒学鼻祖孔子他老人家，以“孝”为根基，以“仁”为核心，以宣传教化为手段，全面构筑了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等系统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理论，根本目的是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是千方百计医治当时在他看来分崩混乱的社会病和思想病，恢复周代之“礼”——重新建立最佳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孔子学说，开口闭口都是人，而骨子里想的是秩序；《论语》说得最多的是人，想得最多的是管理。也可以说，孔子的儒学，就是秩序学、管理学。
如果说，孔子的学说，侧重于从宣教臣民百姓，如何通过自身修养，来达到统治者管理者所希望达到的社会稳定和谐；那么，孟子则更多地从规劝君主如何对待臣民百姓的角度，在社会管理者层面宣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这里，我们很清楚，孟子的宣传“民本思想”和主张“仁政”，骨子里跟他的师祖孔子一样，想的是维护好社会秩序和国家管理者利益。
儒家思想本为“一家之言”。经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被统治者采纳并成为国策之后，儒学在后世各朝统治者那里（包括尊佛的唐、敬道的宋）都十分“吃香”。
但吃香归吃香，老百姓是不是都买账呢？大儒们总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无度的奢欲蒙盖了人们的天性，也就是“天理”；泯灭了人们的善良本性，也就是“良知”。光凭苦口婆心用“孔孟之道”教化黎民，总觉事倍功半，不尽如人意。于是到了宋代，程颢程颐哥俩和朱熹，提出以“存天理，灭人欲”来统领人们对儒学的宣教和领悟；明代的王阳明，则提出了通过“知行合一”的修养路径，达到“致良知”，最终实现儒学这一系统的社会学行为学深入人心。而无论“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终极目标还是实现儒家理想——完善的社会治理秩序。
那么，法家呢？我们来看看被称“法家之集大成者”、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吧。他本修儒学，但后来呢，一个劲地向国君宣传治国之法和驭人之术；甚至于在《五蠹》等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挑明孔子学说不合时宜，批评一些儒生“以文乱法”。而细细琢磨，韩非子不是否定孔孟之道，甚至他也称“仲尼，圣人也”。
首先，他强调的是，当社会伦理评价体系与国家需要发生矛盾时，首先应考虑国家法规和国家利益：
比如一个人，兄弟被欺负了，他不分青红皂白去讨公道，按儒家评价体系，“廉也”；好朋友被人折辱了，他出头去报仇，按儒家评价体系，“贞也”；但这两种行为，都是犯法的。这时候，国君不能两头都顾及，应强调严明国法。
又如，鲁国有个士兵跟着国王去打仗，三场战争，他都当了逃兵。孔子问他原因，他说老父亲在家，我若打仗战死了，就没人给他老人家尽孝了。于是孔子大大推崇其“孝”。韩非子借此故事（战国学者几乎都是“故事大王”，像庄子、孟子、韩非子等。）说开去：如果士兵们都争当这样的“孝子”，这仗还怎么打呀！
同时，韩非子强调不能一味地遵循古人和先辈的做法，要与时俱进，一些本来正确的理论，如果不符合当下实际了，就得改。
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不能食古不化。比如从“有巢氏”“燧人氏”“轩辕氏”到夏、商、周时代，人类文化和文明在发展，不能在夏代去学有巢氏、燧人氏的生活方式，现代也不能照搬尧、舜、禹那套。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根据时代现实来确定政事，根据政事来采取措施。
他还列举了周文王行“仁义”而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也行“仁义”却招致亡国的例子，认为同一套理论在此处行得通，在彼处就不一定行：必须因地制宜。
韩非子还主张，当时之世，法治优于道德伦理教化。他举例：一个不法浪子，父母批评无效，邻里规劝没用，老师教导听不进；而地方官一拿出法规来惩治，他就只好乖乖改弦更张了。
我们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韩非子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是否定和批判儒学及其教化功能，而是强调：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法治重于教化，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操守；而在治国理政方面，权术优于理论。横看竖看，法家韩非子，就是从儒学中“长出来”的改革派人物。
我们再看看，藉“变法”以除时弊的，汉代有晁错，宋代有王安石。他们既是学养深厚的“大儒”，又是大力推行法治、实施改革的“法家”。明代大儒王阳明，虽无在国家层面的改革变法思路，却在平叛安民的军事政治伟业中，体现了他“下马行儒、上马行法”的改革精神。而这些改革人物的法治目标，跟儒家完全一致：维护和完善社会管理秩序。
写到这里，能不能这样说：儒学与法学，都是秩序学、管理学。就像教师手中批改作业的一枝笔：打√是“行儒”，打X是“行法”，功能只有一个——完成教学目标。您认为呢？
读创编辑赵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