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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赵玉（读创/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编辑）

【栏目介绍】

有些话总在你的耳边萦绕，有些字触动了你的心弦，不同的年龄，相异的人生经历，它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人生感悟，欢迎收听“点亮你的名人佳句”。

△马悦然与妻子陈文芬。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年6月6日-2019年10月17日），著名汉学家、瑞典汉学研究者，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高本汉的学生。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和欧洲汉学协会会长。现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

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7日，马悦然去世，享年95岁。

另一种乡愁（增订版）

作者：[瑞典]马悦然

新星出版社

2015-6

1948年7月，一位学习中文的瑞典青年，怀着一颗热爱中国文化的心，来到四川调查方言。半个世纪以后，他成了誉满全球的汉学家，用中文写下一部随笔集，诉说对第二故乡的浓浓乡愁。马悦然用轻松风趣的笔触记述了他在中国的往事、他与中国妻子的浪漫爱情，以及他与中国文人的友谊和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在他的笔下，尘封于卷册之中人和事蓦然间鲜活起来，在我们眼前颦笑、流连，再渐行渐远，留下满卷幽思。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的中国乡愁

他的学问源于故纸，他的好友多是故人

庄子、李白、袁枚、金圣叹、

林语堂是他的精神挚友

老舍、沈从文、卞之琳、莫言、苏童、王安忆、

余华、北岛是他的益友良朋

在一段斑驳的过往里贴地而行，

与历史转捩点擦肩而过，

结下六十年不解的中国缘

一切游子之思，都源于1948年夏天，

一位瑞典青年的扬帆远行

《另一种乡愁》选摘《旅途二三事》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我接到成都市军事当局的通知：我两个星期之内必得出境。那时，中国内地交通不便，因此时间很紧。我买的书比较多，当然不能带在身上，邮政局只能寄信，不能寄包裹。

我到离华西大学很近的小天竺街的邮政局去问局长怎么办。

“包裹寄不得，”他说，“可是寄信莫得问题得。”

“信的重量有没有限制？”我问。

“莫得！”他说。

我买了一个巨大的、驴皮做的箱子，把书和一些零碎的东西装在箱子里，又到邮政局去。

“我要把这封信当‘留局待领’邮件寄到广州去。”我说。

估量了箱子的轻重之后，局长告诉我得贴多少邮票。我把箱子的四面都贴满了邮票，还是不够。但是这位局长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叫他妻子缝了很多小布包，把小包装满了邮票之后，把邮票的价值写在布包上，然后把小包捆在箱子上。这是我所寄的信中最重而且最漂亮的一封，真像一棵花花绿绿立方的圣诞树！

收拾好了以后，我同一个年轻的英国朋友西门华先生，搭邮车到重庆去。（那时还没有铁路。）西门华是伦敦大学中文系的讲师，我们在成都时一起租屋。

一九五〇年的夏天，四川乡下不大安全：路上的土匪和“棒客”还多着呢。有两辆军车护送我们的邮车，一辆在前，一辆在后。

到了重庆我们碰见了三位也准备到广州去的外国人：一位加拿大传教士弭老小姐（Miss Mickey）、一位姓斯土披的美国军需官（Quarter-Master Sergeant Stupey）和一位姓卡洒那维（Casanave）的法国工程师。那时有很多人要坐船下江到汉口去，因此船票真不好买。西门华和我答应给弭老小姐买船票。我们果然买着了三张，两张头等的，一张四等的。我们把一张头等票让给弭老小姐。既然谁都不愿意跟弭老小姐同住一个船室，所以只有掷硬币，看谁贏得那四等票。西门华输了，但是不必跟弭老小姐同住一个船室：他的伙伴是一位到北京去开会的干部。

我跟十五个男女睡在船最底层的一室。每人睡在宽十几寸的一条木头板板上。睡在我左边的是一个从宜宾来的酒商。他是个好客的人，我们两个干了好几杯四川大曲。在我右边睡着一个年轻而且很漂亮的姑娘。（我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她好像也不敢看睡在她身边的老外。每天晚上睡着之前我都要复习报国寺老和尚果玲曾给我解释的“涵养”对人品的重要性。）

我在船上带了我已经读熟了的《唐诗三百首》。穿过三峡时，我给自己默默地朗诵了李白的《下江陵》。从重庆到汉口不是一日还，需坐八天八夜的船。

我船上的伴侣包括一些古怪的家伙。六十多岁的弭老小姐在中国只用平声的声调传了十几年的教。她原来学的是人类学，主要的兴趣好像是春画的背景和历史！加拿大一个博物馆托她在中国趁便搜集古老的春画。

斯土披先生是一个打扑克牌的专家。据他说他在军队里打扑克牌贏得了一大笔钱。他天天跟一位英国国教的主教在甲板上走来走去。那位主教告诉我他认为斯土披先生是“most remarkable fellow”（“最机灵的家伙”）。快到汉口的时候，不会讲中国话的斯土披对我说：“Give me three more days with the bishop and I could move in any circle”（“再让我和主教多待三天，我就能进入任何一个圈子。”）

卡洒那维先生在西康待了七年。他主要的任务是修公路和军用飞机场。他虽然跟一个中国姑娘同居了七年，但一句中国话都说不出来。汉口和广州的军警审问我们外国人的时候，我得当翻译。审问我们的军警一定要搞清楚卡洒那维到西康去的理由。他的回答是：法国驻重庆的总领事在一个酒会上跟那时当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干了几杯酒之后，答应把一个法国的工程师派到西康去修飞机场。军警唯一的反应是：“不可能吧！”但是军警把卡洒那维简直莫得办法得。（没有一个四川人会认为这个句子的语法是错的！）

伴侣中唯一比较正常的人是西门华，有名的汉学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的儿子，他到中国去的目的是研究元曲。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西门华跟我向闻宥教授学宋词。闻宥先生是华西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对语音学、上古汉语音韵学、藏语和词学很有研究，他自己填的词也非常精彩。（一九五二年闻宥先生受聘为北京民族学院的藏语教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两个年轻的欧洲学生的关怀。

我们在一天早晨到了汉口。去广州的火车晚上十一点才开。

卡洒那维先生一定要西门华和我跟随他去拜访他一个老朋友、驻汉口的法国总领事。我们下午终于找着了法国领事馆。敲门敲了很久之后，一个老太太出来问我们找谁，我给她介绍我的旅伴，说我们来拜访法国领事。

“还没起来呢！”老太太说。

“Est qu'il est malade？”（“他病了吗？”）卡洒那维问。

“醉了。”老太太说，“他总是醉的。”

老太太领我们到“总领事”的卧房去。床上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那时我只有二十六岁）。那位“总领事”原来是领事馆的厨子，总领事跟他的下级官员离开汉口的时候，只留下这个厨子当代办。一九五〇年夏天，法国驻汉口的领事馆管不了多少事，所以“总领事”根本就不需要起床。

但有朋自远方来当然得好好儿地照顾，主人的床桌上有一瓶绿得吓人的苦艾酒（Absinthe），我爸爸告诉我那种苦艾酒只有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喝，喝了会瞎了眼睛。我们四个人把那瓶苦艾酒喝光了之后，我们的主人一定要我们去拜访他的同事、英国总领事。我们当然肯去。这次没错，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就是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那时，中国跟英国关系比较紧张，因此英国总领事不准走出自己的家门。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总领事当然欢迎我们三个人到他家来找他。他留我们吃晚饭，英国式的晚饭，先来个清汤，后来鱼，再来牛排，最后是布丁。

我的朋友卡洒那维是一个比较喜欢喝酒的人，也喜欢讲故事。问题是他越喝越讲，越讲故事越怪。（四川话的“怪”字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是“奇怪”的“怪”，一是“淫荡”的意思。）卡洒那维所讲的故事不属于传奇之类。汤一上桌，卡洒那维讲了一个要是有女客在的话不该讲的故事。我们的主人（他真像吉普林［Kipling］小说里头的英国驻印度官员）一听就吊起眉头，把单眼镜掉在清汤里！世界上的难事很多。在一碗清汤里找一只单眼镜比在浑水里摸黄鳝难得多！（啊！报国寺的小和尚们！你们现在在哪儿呢？你们还记得我么？）

在英国总领事那儿吃了晚饭之后（我们当然也喝了几杯白酒、红酒、葡萄酒、白兰地、威士忌什么的），卡洒那维、西门华和我摇摇摆摆地找回火车站去。我们三个人跟弭老小姐睡在同一个车厢里。我睡的是一边的上床，弭老小姐睡的是对面的下床。我看她睡得很香，一头的圈圈儿，我很高兴我们没有把她吵醒。卡洒那维的怪故事当然没有讲完——幸好弭老小姐不懂法国话！咳！第二天早晨，快到广州的时候，弭老小姐把我们叫醒了说：“Bonjour，Messieurs”她原来是加拿大东部出生的，讲得一口法国话！

到了广州，我到邮政总局去领我的箱子。糟糕！我的信没到！我的居留证明天就失效，我必得当天出境！我把箱子的钥匙交给局长，请他检査好了箱子以后，把箱子寄到香港大学的Robert Black College。广州邮政局局长跟小天竺街的局长一样精明。“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他问。“书和一些旧衣服。”我说。“这样吧，”局长说，“箱子不必检查，钥匙你自己留到。我要是寄给你的话，信会丢了，那你怎么办？”

我谢过局长之后到火车站去等下一次到边境的火车。我原来记性很好，但对那天活动的印象全是模糊的。我上了车，下了车，过了桥，上了到九龙站的车。我只记得我在通往九龙的火车上喝了一瓶丹麦啤酒，吃了一包牛肉干。

过了几天我的箱子果然到了。人到了香港，箱子也到了香港。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在哪儿？

《另一种乡愁》序

怀有一颗谦谨的心

♦陈文芬

2012年10月，瑞典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问悦然：“莫言得奖你高兴吗？”

悦然说：“高兴。”

我又问：“为什么高兴？”

悦然向来只翻译他自己欣赏的作家，如李锐、曹乃谦、高行健、北岛、杨牧等。悦然不是莫言的译者，他只是接受瑞典学院诺奖提名小组委员会的委托翻译莫言的作品。悦然考察了各种语言的莫言译本，发现其中很少有短篇作品。他明确指出，莫言的作品短篇胜过长篇，《小说九段》中的风景描写有着沈从文一般简洁风景画的力道，作者描述的外在环境与内心朴质性情的互相交映，尤其使人感动。“他是双脚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孩子。”他回答记者的话第二天刊载于《瑞典日报》头条。

回答“为什么高兴莫言得奖”，悦然说：“我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48年，马悦然到中国调查方言，在四川生活了两年，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并成为一生的好友。初到中国时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马可汉”，那个“汉”字有追随老师高本汉的意思，日后他说到这个名字笑着摇头：“这名字简直不行！”四川华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位优雅的学者闻宥教授为他取名“马悦然”，他的瑞典语名字就是“悦然”（Gran），相当于英语的“乔治”。这美丽的中文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马悦然1946年开始追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汉语，一生致力于汉语的研究与翻译，而他的中文写作却推迟到很晚，这是所有汉学家的处境。2000年，以中文写作的法国籍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台湾报刊邀请马悦然撰写散文专栏一年，后集结成书，即《另一种乡愁》。我当时负责编辑联合文学出版的繁体字版，李锐将书稿交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还作了序。

我的朋友、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作品的台湾学者施淑女，赞叹马悦然一出手写散文就写出了30年代的民国优雅白话文体。过了十几年再读《另一种乡愁》，我更加喜爱。这本书尤为珍贵的意义是，悦然在写作过程中沉浸于对宁祖的毕生爱恋与怀念之中。2005年，悦然带着老二佩尔、儿媳卡琳与孙儿女一大家人回到成都祭拜宁祖的父母。儿媳与孙儿们都是老外，却如中国人一般磕头跪拜。一家人又陪悦然重登峨眉山，走进报国寺。2007年秋天，四川画家老友吴一峰百年冥诞画展，我随悦然回成都，也去拜访报国寺，寺庙大致维持了当年居住的模样。峨眉山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乡愁就像还愿一样还完了。

马悦然的中文写作来得虽迟，他的创作力量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全方位地爆发出来，明亮而有节奏。首先写作散文集《另一种乡愁》，接着创作俳句集《俳句一百首》，后又写了微型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一部接着一部，最后还翻译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诗作与散文的中文译本）。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霍尔斯恩达尔是个优秀的散文作家，他也发现马悦然有着运用汉语创作各种文类作品的才华。我认为，马悦然游走于各种文类写作都有着闪闪生辉的魅力，他是他自己的吹笛人，能召唤出往昔无限美好的记忆，传达出他的语言学涵养与经年累月研究汉语文学的哲思。

《另一种乡愁》呈现了一位汉学家研究中国音韵学、古文与现代中文作品的许多心得，马悦然用简朴的文字描述学术上深刻的道理，就像一幅一幅地拓印汉代画像砖，当读者看过之后，连缀起来，就能了解当时的文化生活，理解为什么汉学家需要研究中国音韵学。在《劳动号子的节奏与诗歌的格律》一文中，马悦然用诗人曹辛之的笔名“杭约赫”三个字来记录他在四川听到的拉板板车的人哼唱劳动号子的节奏；几年之后，他发现两千多年前荀子《成相篇》的节奏跟劳动号子的节奏完全相同；又过了一些年，他发现一个不识字但很有天赋的陕西诗人王老九写的叙事长诗也有相同的节奏，甚至一些弹词与数来宝也用这个节奏。马悦然写道：“世界上绝没有一种语言的生命力能够跟汉语相比。”

本书的一些文章将来会成为研究中文文学史未完的线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不同的方法，最常见的是以一个学者的力量写一本当代中国文学史，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因为一个学者只有一个观点。1980~1982年、1986~1988年，马悦然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一次在德国召开的汉学会议上，大家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方的汉学家有责任记录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其最大的意义是使许多被历史遗忘的中国作家通过这部文学史的出版而“复活”。

汉学家们通过投票，推举马悦然担任《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总编辑，这部书分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戏剧四卷，邀集一百名汉学家撰写导读书评，为作者立传，阐述作品精华。在这个过程中，总编辑必须跟撰写书评及担任各卷主编的汉学家们不断通信、讨论、辩论甚至争执才能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学史观点。真不容易！

1958年到1979年，马悦然没有机会拜访中国。1979年4月，中国发给悦然、宁祖入境证。往后两三年，悦然回北京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朋友，找到了他需要的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的第一版。记得悦然曾在七月的大热天挥汗如雨，在瑞典大使馆一页一页影印了所有的小说诗集读本。后来，这批影印本送进了瑞典远东图书馆，作为他自己研究之用，以后也成为编选文学指南的参考依据。

80年代初，悦然遍访中国的学者作家，搜集研究文学史料的意见。悦然的好友冯至先生提到了一位被遗忘的诗人韦丛芜所写的长诗《君山》，共140页的《君山》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最长的情诗。韦丛芜生于1905年，写作《君山》时才19岁，一生只出版了两本诗集。悦然钦佩冯至先生的文学观点与研究态度，他不以功成名就的著名学者的姿态对被遗忘的诗人施以偏见，能够秉持谦谨的公正之心看待不同作者的作品。1980年，马悦然推荐冯至先生选进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成为外国院士，而收入了《君山》一诗的《中国文学指南1900~1949》至今仍摆放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

马悦然几次提到“被遗忘的诗人”是研究文学史的非常严肃的命题。读者也许奇怪为什么他常能发掘别人所不知道的诗人如杨吉甫、王老九，以及小说家如曹乃谦。悦然说：“那是我偶然发现的。”能使偶然变成必然，需要勤奋阅读，需要手到脚到地做足功课，更需要一颗像冯至那样的谦谨之心。

近年来学界兴起一股风潮，引用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来作为否定汉学家研究的一种依据。我认为“东方主义”是好的学说，但利用此说法来否定汉学家的观点，对真正优秀的汉学家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过来说，要是因此加深了对汉学研究的误解，造成损失，那是西方文明走下坡路的一种象征。书中有一篇《巨人都到哪里去了》，悦然发现，在高本汉的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到处都有学术巨人，现在却没有了。我们可以想想这是为什么。

《另一种乡愁》增订版添加了马悦然的三篇新作《林中空地的石头》《想念林语堂先生》《真理是美丽的》，附录三篇访问文章为编辑所选。

2015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