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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发现深圳|黄学增:从海娃到革命领袖
来源:读创/深圳商报
编辑:陈旭

◎陈华清

百年峥嵘岁月,百年辉煌征程, 百年党旗永红。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中,无数优秀儿女牢记初心使命,前仆后继,为国家、民族的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如今国家繁荣,人民幸福,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革命先烈。

1925年夏天,生长于雷州半岛遂溪县的海边青年黄学增,满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创建了深圳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一一中共宝安县支部,并任支部书记,把党旗高扬在这片土地上。

[caption id="attachment_3319728" align="alignnone" width="400"] ▲黄学增[/caption]

半个世纪后的1979年,春回大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黄学增洒过热血的土地上“画了一个圈”,深圳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

在黄学增的革命生涯中,除了建立党组织,他领导的农民运动、武装抗争等都获得高度评价。1930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发出《“二七”纪念宣传提纲》,向全省党员发出纪念革命先烈的号召,称他为“南路农民领袖”。他与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以及阮啸仙、周其鉴并称为广东“四大农民领袖”。

1960年的早春二月,周恩来总理来到雷州半岛,向时任中共湛江地委书记的孟宪德问起黄学增亲属的情况,叮嘱要好好宣传、学习他。这时离他牺牲已经31年了。

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回顾这位农民领袖、武装起义领导、省港大罢工顾问,缅怀其丰功伟绩,探寻其成长密码。

“海娃”早立“竞争志”

1900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庚子年,小名叫阿贵的黄学增出生于濒临北部湾西海岸的敦文村。由于家庭贫困,他直到13岁才入读村中私塾,三年后入读乐民高等小学。他天资聪颖,过目不忘,是读书的好苗子。族人叮嘱他的父亲黄如英,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阿贵把书读下去。有大海性格的黄学增也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勤奋好学,成绩优秀。两年后,他考入雷州中学。广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谭平山曾是这间学校的教师,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成为陈独秀的学生。在雷州中学读书时,黄学增多次到被法国强租的广州湾,探寻历史踪迹。遂溪人民的抗法斗争,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等黑暗势力的仇恨。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读到梁启超寄托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的《少年中国说》,“海娃”黄学增心潮澎湃。他写下了《竞争说》,思虑国家前程。这篇《竞争说》至今在他的家乡广为流传,并刻在黄学增故居对面的一面墙上。黄学增纪念小学的孩子们上学、放学必经此墙,一眼就可以看到《竞争说》,会停止脚步,念一念:“人当竞争时代,断不可无竞争心……”

接过“薪火”,更播撒“火种”

1920年,黄学增考上广东省立第一甲等工业学校,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到省城广州读书。当时的广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沿阵地,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传播,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早有竞争心的黄学增在这里如鱼得水。第二年,他成为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的学员。养成所由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于1920年底在广州创办。其办学宗旨和目的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所以,它被称为广东最早的“党校”。谭平山恰好也是养成所的教员。在谭老师的引荐下,黄学增认识了陈独秀,常与阮啸仙等从市郊步行找陈独秀交流,聆听他的教诲,也深受谭植棠等教员的影响,并与他们成为好友。陈独秀也对有思想、追求进步的黄学增青睐有加,十分乐意跟他交流。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黄学增在广州加入共产党,是广东南路最早的共产党员,是广东1922年6月最早的32名共产党员之一。

接过马克思主义“薪火”的黄学增,1922年暑假回到遂溪,把真理的“火种”播撒在家乡。当时的遂溪县,乃至整个中国,长期以来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土豪劣绅、军阀土匪等恶势力的黑暗统治,社会矛盾重重,老百姓过着痛苦得说不出话来的生活。黄学增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如同一把火炬,使处于迷茫中的青年,看到茫茫长夜中的光明,点燃了他们的革命激情。他召集数十进步青年,在乐民敦文村成立了雷州青年同志社,在乡村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步思想,抗击反动势力。社员联名向雷州防军司令部控告民团总陈河广等人的劣迹。陈河广被释放后诬告社员通匪,发出通缉令。黄广渊等部分青年追随黄学增转到广州求学,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黄学增深谙此理。他吸收在广州求学的遂溪青年、广州学生运动骨干韩盈等加入雷州青年同志社,并与韩盈组织了雷州留穗同学会,把雷州三属在广州读书的青年团结起来。后来扩展到高州、琼崖地区的青年也加入同学会,一起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活动。他推荐黄广渊、钟竹筠、薛文藻等青年,进广州农讲所、黄埔军校读书。这些青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家乡,把革命之火在南路燃烧。

建党,点燃地方党组织的革命“烽火”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孙中山宣布“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黄学增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此年的下半年,黄学增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委派,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来到了宝安县。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同时,他着手建党工作,播撒革命种子,点燃了宝安党组织的革命烽火。他物色农运骨干等先进力量进党。不久,他和龙乃武在宝安发展了第一批中共党员。随后,黄学增相继发展了多批党员,建立党小组,每月至少学习一次。1925年7月,黄学增与廖仲恺、邓中夏等人,受聘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负责指导省港大罢工工人斗争。为确保大罢工顺利进行,他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创建了中共宝安县第一个支部,并任支部书记。从此,宝安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黄学增成了深圳地区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者以及最早党支部的领导者,为这块土地留下了宝贵的革命财富。

领导农民运动,成为农民领袖

在黄学增的革命生涯中,农民运动贯穿始终,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而他总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任务并出色完成。

从“甲工”毕业,黄学增随即被党组织选派到首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他到广州市郊花县协助农协进行农民运动,有更多的机会向彭湃等学习如何开展农民运动,聆听廖仲恺、孙中山等的教导。结业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先后被派往花县、广宁、宝安等开展农民运动。因为农运工作突出,他被中央农民部称为“佼佼”者,给予表彰。在广东省首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广东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自此参与领导全省的农民运动。

1926年春,广东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在梅菉正式成立,与南路特别委员会合址办公。黄学增受省农协会的委派,任南路办事处主任,领导南路15个县,2个市的农民运动。他一身兼多职,同时还是中共南路特派员、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重回南路的黄学增,根据南路农民素无组织的实际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经过多方努力,南路农民运动成绩显着,各级农民协会或从无到有,或从有到壮大。他领导农协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农民无不拍手称快,视农协为“第二个政府”,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各县区相继成立农民自卫军(也叫农军),拥有枪支,到有土匪的乡区剿匪示威。

黄学增还注重理论建设和占领教育、宣传阵地。他根据自己和各特派员的调研,写成了数万字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在《中国农民》连载。他仿照广州农民讲习所的做法,在梅菉、雷州分别举办了梅菉市宣传学校、雷州宣传讲习所、雷州工农补习班,并亲自授课。学员来自南路各县,毕业后分配回各县工作。通过办学校、开补习班,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南路农运干部的水平,促进南路农民运动迅速发展。

因为搞农民运动,动了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的“奶酪”,黄学增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多次被追杀。1926年6月,刚从广州开会回到梅菉的黄学增,收到雷州农民协会请他去指导党务和农运工作的要求。他顾不上疲惫、胃病频发,马上启程去雷州。从梅菉去雷州,走途经广州湾的路程又近又方便,但因为法帝通缉他,黄学增舍近就远,绕道去雷州。那条绕道上,有一段路常有土匪出没。土匪们最痛恨搞农运的人,被其抓住,性命难保。结果在路上,黄学增被两个凶神恶煞的土匪劫持,押往土匪窝。经过一番斗智斗勇,他最终脱险。

有人问黄学增为什么偏向虎山行?他坚定地说:“为着党和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去,而且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时时是准备牺牲的,故大胆地绝不畏怯,从此路去。”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像这种危险数不胜数,但他从不畏惧,勇敢前行,成为坚定的革命者、革命领袖。他使本来沉寂的南路农民运动走向高潮,农会会员从几千人发展到12万人。

领导多地武装抗争,建立红色政权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国共首次合作结束。这一年3月份已调到省里工作的黄学增随中共广东区委迁到香港。为了拯救遭到严重破坏的西江党组织,省区委任命黄学增为中共广东省委西江巡视员、中共西江地委书记,领导西江革命斗争。黄学增又一次临危受命,离开繁华而安全的香港,舟车劳顿赶到危机四伏的西江。

当时的西江地区有10多个县。4月19日,黄学增秘密到达高要县一个叫黄洲的村子。从香港到黄洲村,一路过大江、攀高山,还要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明枪暗箭,可黄学增如神行太保般在极短时间到达目的地,这个戴着厚厚眼镜的书生是怎么做得到的?难以想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拯救革命于危难的信仰,使他瘦弱的身躯长出无穷的力量。

黄学增与原西江党组织负责人、农军骨干接上头,向他们传达省区委的指示以及举行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反共“清党”的决定,并在黄洲村设立暴动临时指挥部,亲任总指挥。在西江期间,黄学增又发挥出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以及军事能力。从1927年4月到8月,他组织发动了肇庆反蒋起义、郁南都城暴动、四会人民反抗斗争等系列暴动。这是当时西江地区规模最大的系列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敌人,震撼西江两岸。

1927年9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暴动指示,黄学增成立了中共西江特别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分别担任书记和军委主席,又领导了系列武装暴动。他化装为商人,去香港与省委联系,商议武装暴动情况。重回西江后,他根据省委的决定,兼任中共广宁县委书记。新成立广宁农民赤卫队武装暴动指挥部,黄学增任总指指。1928年2月25日,他率领300多农民赤卫军攻占了螺岗圩,随即在圩内举行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黄学增大声宣布:广宁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顿时,群众沸腾起来,欢呼雀跃,高呼“广宁苏维埃政府万岁!”

广宁县苏维埃政府是西江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也是西江地区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岂容红色政权存在!三天后,广宁县反动势力纠集本县及德庆、高要三县联防民团600多人,气势汹汹地进攻螺岗圩。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为免重大牺牲,黄学增决定,撤离赤卫队,转到别处进行地下游击斗争,以待东山再起。

宝安县第一次工农武装暴动失败后,192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派新当选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委员的黄学增,重回东江地区,指挥宝安暴动。他亲自指挥了宝安第二、三次工农武装起义。5月底,他再次临危受命,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跨过琼州海峡,到惨遭严重破坏的琼崖,领导海岛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他成立了琼崖苏维埃,兼任琼崖特委书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并任政治委员。在黄学增等的领导下,中共琼崖党组织得以整顿、恢复和发展,红军人数扩大到3000多。这些都为创建琼崖红军师级建制以及开创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7月,琼崖的天气异常炎热,令人烦躁无比。因可耻叛徒的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福音医院被捕。国民党反动派获知黄学增是共产党的高官要人,欣喜若狂。他当年的校长黄强也亲自出马劝降,只要黄学增宣布脱离共产党,马上给他升官加禄。可是,高官厚禄、严刑拷打都无法使这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屈服。黄学增铁骨铮铮,坚定地说:“你们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是共产党人,坚决不投降!我忠于共产主义信仰,为解救劳苦大众而奋斗无尚光荣。今日被捕,要杀要砍由你们。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共产党!”7月底,黄学增英勇就义于海口市红坎坡,年仅29岁。

黄学增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他创造的红色革命文化永泽后人。

“吃水不忘挖井人,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黄学增,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他的家乡建黄学增纪念亭,修缮黄学增故居,把他的母校改为黄学增纪念小学,建黄学增纪念广场……他在90多年前跟深圳宝安结下的缘延续到今天。深圳人在敦文村建起宝安幼儿园等,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让红色精神永远弘扬。


【作者简介】

陈华清,广东遂溪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湛江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近年研究岭南文化、红色文化等,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于《湛江研究》《岭南非遗研究》等。创作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地火》《琼花》入选全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书目、吉林省中小学暑假读书推荐读物,长篇历史小说《跨海巡洋》入选教育部向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等。已出版《有一种遇见在岭南》《海边的珊瑚屋》等10多部散文集、长篇小说。

审读:喻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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