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刘悠扬

日本经济曾因其活力和增长而备受世界羡慕，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下滑。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新作《动荡时代》最近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书中，白川方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思了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的经济和货币政策，还原重大金融历史现场，深挖日本经济衰退根源。

[caption id="attachment_3427933" align="alignnone" width="800"] ▲《动荡时代 : 白川方明亲历日本经济繁荣与衰退的39年》

【日】白川方明 著

裴桂芬、尹凤宝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8月[/caption]

白川方明自1972年入职日本央行，2008年到2013年担任行长，在这39年的央行生涯中，参与或近距离考察了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的重大经济和金融事件，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福岛核电站核泄露事故，还有围绕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的种种问题。

在这本书中，白川方明带领读者回顾了那个动荡的时代，站在货币政策决策者角度，以全球视野反思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包括如何管理危机，如何与通货紧缩、日元升值、经济低迷做斗争，如何与政府、政治家、产业界、媒体等的沟通交流等等。同时，作为一国央行行长，从更高视角对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解读，对于普通人读懂政策制定路径，理解大形势，捕捉新机遇，也具有重要启发。

【书  摘】

中文版序

白川方明/文

本书是2018年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职业生涯的39年》（中央銀行セントラルバンカーの経験した３９年）一书的中文版。该如何向中国读者推介这本书，我也拿不定主意。权且把它看成是一本在日本央行工作多年的职员编写的中央银行论，既有论及日本经济的部分，又带有回忆录的色彩。得知本书的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付梓，真的令我喜出望外，也真心希望能得到更多中国读者的青睐。

本书虽未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但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在以下两个方面心系中国经济和中国读者。

其一，本书对欧美的货币政策主张多少会有一些影响，而这又会影响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运作。正如本书序章中所提及的那样，执笔本书的最大动机之一，源自对欧美各国看待日本经济及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定式思维的强烈违和感。在我看来，诸如“日本的过往教训”的肤浅解读，严重影响了之后欧美诸国的货币政策运作，甚至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化”现象的原因之一。话虽如此，我的书不过是向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鸿池中投入的一枚小石子，从未期待欧美学界和政策当局的主张旋即发生改变，倒是希望中国读者不再是透过欧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镜头观察日本经济及货币政策，而是通过亲阅日本政策决策者的著作在观念上有所改变。这是我所期待的。

其二，更为深入地探讨日中两国直面抑或正在面临的问题。日本与中国不仅因同处东亚有着共同的课题，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着诸多相似的难题。

第一，两国都经历过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过渡。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到70年代初；中国经济真正步入高速增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比日本晚了约30年。不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势必会在某个时点开始放缓，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向稳定增长顺利过渡的挑战性课题。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超10%的时代已然结束，如今增长率维持在6%左右。日本高速增长之后所遭遇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泡沫，足以表明经济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的过渡绝非易事。

第二，两国同样面临着应对人口动态变化的课题。就经济增长与人口动态的关系而言，高速增长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二是享受劳动年龄人口比率上升的人口红利。目前，日本面临着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减少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过去曾向城市大量输送劳动力的日本农村地区正在遭受人口严重减少的影响。中国则是在几年前刚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现象。

第三，两国都与美国发生了贸易和投资摩擦。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之间发生了各式各样的经济摩擦，高潮从80年代后半期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上半期。汇率、商品服务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屡屡成为摩擦的焦点。在此过程中，还经常触及日元国际化的是与非。无独有偶，近年来相似的情景正在中美之间上演。

不过，话虽如此，我并不是主张中国面临着与日本完全相同的挑战，就应该采取相同的解决方案。了解和学习他国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以及社会契约，完全照搬他国经验，不见得有益处，也未必能获得教训。不过，他国经验中隐含着各式各样的启示却也是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灵活运用这些启示，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

在这方面，我一直对中国政策制定者、学者以及经济学家对日本过往的认知之广、研究之深而感到惊讶。同时，中国专家所总结的“日本的过往教训”也有别于欧美专家所说的“日本的教训”，偶尔我对此也会产生一些不认同感，最典型的就是对1985年“广场协议”的解读，在此不做赘述。无论如何，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日本而言不仅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正因为如此，我热切祈望中国能够平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新常态”的过渡。

我对中国的认知得益于很多人，中国人民银行同行的赐教令我受益匪浅。因此我想谈谈日本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日本银行的高层一直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同行保持着亲密互动。在我担任日本银行行长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是周小川先生。我在很多场合与周小川行长交换过意见，如BIS行长例会、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行长会议、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会议等。会面地点不限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大楼，我们还在上海分行、大连培训中心见过面，也在深圳和西安一同参加过学术会议。周行长也曾在日本银行总部为日本银行职员做过演讲，这让我再度折服于周行长对日本经济和社会相关知识的渊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之间的交往在周小川先生卸任行长后仍未中断。中国人民银行现任行长易纲先生当时任副行长，我同他也经常坦率地互换意见，从他简洁明快的讲解中受益良多。

中日两国央行之间友好关系的构筑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双方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友好关系不局限于行长级别的交流互动。日本银行在北京设有代表处，中国人民银行也在东京设有代表处。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任行长时期中国人民银行驻东京代表处的刘玉苓首席代表在会议期间面带微笑给予我的种种关照。

50多年来，日本银行一直致力于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培训，以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到中国内地或中国香港的大学留过学，在北京的日本银行代表处或日本大使馆有过工作经历，还有的曾借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以充实其职业生涯。他们绝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是对中国有着很深理解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专家。日本银行凭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极大地助力了自身业务的拓展。对日本银行而言，最大限度发挥这些人的才能意义重大。最大的益处莫过于，直接通过汉语而无须英文媒介就能与中国专家就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对话，并从中获得知识和信息。我自身在这方面也受过诸多恩惠。

审读：喻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