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和顺

周叔弢1949年前曾任唐山华新纱厂、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开滦矿务局董事，1949年以后地位同样显赫，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工商联主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此显赫的地位与他捐书有关。从1952年到1972年，他先后4次将数十年购藏的宋、元、明抄本，清代善本等珍贵书籍3.6万余册和历史文物1200 余件全部献给国家，被誉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周叔弢旧藏《孝经》

而显赫和辉煌的背后也有难言的隐痛和悲伤。数十年珍藏难以割舍，本是人之常情。据传当年天津市长黄敬曾问周叔弢：书籍是合法私人财产，献出如此珍贵藏书，该不是三反、五反运动给你带来了什么“副作用”吧？

周叔弢该怎么回答呢？

岭南收藏家王贵忱与周叔弢为忘年之交，藏有周叔弢致长子周一良38通家书，由孟繁之整理，又根据周叔弢《日记摘钞（1952—1962）》手稿笺注，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其中涉及周叔弢当年捐书等相关内容，很好地还原了他当时的心态。

△周叔弢致长子周一良函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高潮时期，周叔弢5月19日致函周一良称：“我9号赴唐山，13号向全体职工交待，低头认罪。因为坦白比较彻底，态度诚恳，职工允许过关，并建议政府从宽处理。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北京图书馆‘三反’不知结束否？赵万里不知问题严重否？我现决定将全部藏书（善本与普通本、外文书籍）捐献政府，拟指定交北京图也。”

周一良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也有部分书籍寄存于父亲的藏书楼，周叔弢写信希望他尽快处理，并在自己藏书中挑选部分实用者。

△周叔弢手订所藏善本书目卷首题记

据周叔弢《日记摘钞（1952—1962）》，他9日到唐山，接触过市长阎达开、政委李力国、副市长朱康和启新公司军代表赵光。13日，“在启新工厂群众大会上交代（‘五反’运动），从鬼变人”。5月14日，“在李政委处午饭。三月馀以来，第一次畅饮”。因为有人告诉他，他在“三反”运动中过关了，“我过关是中央指示。‘衣冠整齐，保护过关’”。周叔弢5月15日回天津，17日政府接管开滦矿务局，徐达本任主任。

捐书应该是“衣冠整齐，保护过关”的前提之一。6月29日：“郑西谛来谈捐书事。赵斐云以为是意外大事。”两个人的角度不同，观点各异：郑振铎是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代表官方立场；赵万里是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代表公立藏书机构。

8月31日，“张葱玉、赵万里、高希曾来取藏书”，周叔弢在日记中写道。捐献藏书数量大，事先需要清点，他在另一记事本中记“献书”：“重要善本书籍715种，2672册。张珩、赵万里。”时间是8月29日。这批书中就有著名的“陶陶”——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注》。

审读：喻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