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之上》的首映礼上，导演高群书看完电影后说到：“风声之后，还有传奇。”
这话要结合另一部谍战经典《风声》来理解。2009年，高群书和陈国富联合执导的《风声》上映，当时海报上打出了一句宣传语：“风声之后，世间再无传奇。”
十几年过去，《风声》依旧稳坐国内谍战片的“天花板”。2009之后的几年，市场上接连出现了《秋喜》《东风雨》《听风者》等谍战片，但市场表现和口碑综合来看都不及《风声》。
直到今年，张艺谋的《悬崖之上》上映，打破了谍战片多年的沉寂。尽管定档五一档的电影有15部之多，但《悬崖之上》依然拥有足够的关注度。在假期第三天通过良好口碑，反超《你的婚礼》成为单日票房冠军。
作为第五代导演代表，70岁的张艺谋依旧保有超乎同代导演的创作欲。2020年就拍摄了三部不同类型作品《一秒钟》《坚如磐石》《悬崖之上》。其中《悬崖之上》，就是张艺谋首次执导“谍战题材”的电影。
虽然谍战电影在近几年的市场并不多见。但谍战剧一直层出不穷，并且出现了如《潜伏》《北平无战事》《红色》《伪装者》等多部优秀作品。可以说，我国观众对谍战类型的作品并不陌生。
这次《悬崖之上》的上映，重新填补了谍战片的空白。它是否能超越《风声》，成为谍战电影新的天花板？
“谍战片”的前身是“反特片”。
1949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反特片《无形的战线》。这部影片讲述东北解放后，新中国公安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的故事。
在创作该片前期，导演兼编剧伊明，亲自到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深入调研，多次采访被关押的军统特务高官关梦龄。从和关梦龄的数次谈话中，伊明详细地了解了真正的特务是如何生活，如何执行任务的。
两人甚至在狱中模拟特务会面的谈话场景，后来这也成了《无形的战线》中的经典片段。从关梦龄那里，伊明拿到了军统特务的一手资料，极大地帮助了电影的创作。
在《无形的战线》电影片尾，出现一句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的要和我们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这句话不仅点出了该片的中心思想，也表明了整个十七年时期反特片主要的创作思想。
“十七年时期”指的是1949年建国至1966年期间。这一时期的文学、电影作品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反特片作为一种承担了政治宣教目的的电影类型，也在此期间得到了大量的生产。
“反特”顾名思义，就是打击、清除敌方特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潜伏在大陆，伺机进行破坏，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反特工作”成为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反特片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
在《无形的战线》成功后，国内接连出现了《羊城暗哨》《英雄虎胆》《前哨》《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反特片。
195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特片《人民的巨掌》，还在1952年获得了第7届卡维罗·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斗争奖。
早期反特片故事情节基本类似，可总结为发现敌特活动，我方人员展开调查或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侦查，狡猾的敌特进行反侦察及进一步活动，经过几番侦查与反侦查或较量，最后敌特被抓获，我方大获全胜。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羊城暗哨》通过改编“广州第一大案”，开启了“广式”谍战片的序幕。
在大众印象中，谍战的背景多在北平、上海滩、川渝等地。实际上在解放初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珠三角伪军、伪警察时常制造爆破，周边地区又有间谍特务潜伏，成为反特工作重点地区，发生过不少全国大案。
《羊城暗哨》的出现，将广东这一反特工作重点地区搬上了大银幕。
反特片这一类型电影在国内保持稳定的输出，以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为主的多个电影制片厂，基本保证了每年都能推出一部反特片。
影片数量越来越多，导演和编剧们也在探索新的创作思路，力求把意识形态与新的娱乐元素融合。十七年期间的反特片，既继承了侦探片的推理悬疑，还融入了爱情、惊悚等元素。在讲述严肃紧张的革命事业以外，让观众体会到电影的娱乐感。
此时期的反特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反特片作为主旋律电影，塑造了诸多“妖艳”的女特务形象。
在当时为了正面宣传反间人员英勇的英雄形象，代表正义一方的女性角色往往隐去女性特征，呈现出偏男性化的形象。而邪恶一方的女特务，则会突出女性特征，塑造“蛇蝎美人”的形象。
《羊城暗哨》中的八姑喜欢穿洋装、旗袍，来修饰身材，《英雄虎胆》中的阿兰就算身着国民党军装，也会外加束腰皮带，修饰身体曲线。女特务形象成为一种符号，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80、90年代：从惊险片到谍战片
1976年之后，中国社会逐渐转型，电影的娱乐功能也不再遮掩，惊险片成为最流行的电影类型之一。
“惊险片” 的概念最早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文艺创作理论中引进的。惊险片广义上，是包含间谍片、历险片、侦探片、探险片、恐怖片等具有惊险内容的影片。
新时期的反特片更加突出悬疑、惊险的元素，因此在命名时，“反特片”与“惊险片”开始“缠绕”。类似惊险样式的反特故事片、反特惊险片等混合类型的命名屡见不鲜。
这一时期反特片的牵头之作，是197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南海长城》，讲述在1962年国庆节前夕，大南港军民和敌特作斗争的故事。这也是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的电影处女作。
1978年则被影迷称为“反特年”。这一年出现了《东港谍影》《猎字99号》《暗礁》《黑三角》等令人印象深刻的影片，这些影片的摄制、表演比起过往的反特电影有很大突破。例如在《斗鲨》中，出现了枪战、飙车等类型片元素。
这一阶段反特片在“十七年时期”的基础上，弱化了宣教目的，加入了更迎合市场的惊险、悬疑等元素，将电影的娱乐功能强化。因此，在当时的电影市场中，这种带有惊险元素的影片层出不穷。
197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经典电影《保密局的枪声》。最初拍摄时，这部影片被长影厂定位成小题材的“非重点片”，导致剧组预算十分有限。但导演常彦为尽可能还原旧上海风貌，在街道、弄堂等场景的搭建上都力求真实，尤其重头戏的场景——百乐门舞厅。
影片拍摄了近四个月，终于完成。常彦至今都难忘，《保密局的枪声》最后一次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审查时的场景，审片的放映室坐满了人，片子播完，全场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这是长影厂里从来没有的场景。
那一年，《保密局的枪声》在全国共卖出了1000多个拷贝。于北京3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24小时不间断播放。在首钢《保密局的枪声》放映5场后，依然无法满足职工需求，又加映3场，有的观众一连看了8遍。近30年后，该电影还被改编为了同名电视剧。
之后一年，中国电影史经典的彩色反特片《雾都茫茫》上映，由剧本《一双绣花鞋》改编拍摄。导演在以往的反特片叙事模式上，进行了新的类型化尝试：在片头利用光影造型、音乐音效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效果；叙事上，主角破案时不断穿插回忆，丰富了过去单调的直线型的叙事。
尽管这一时期的反特经典之作不少，但因总体数量的上升，市场上出现了非常多低质量的反特惊险片。诸多学者和影迷表示对该类影片的失望，批评它们“脱离生活和群众，使观众倒胃口。”
为此，1985年1月《电影艺术》与中国影协外国电影研究室，甚至在北京专门召开了“惊险样式影片研讨会”。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国内观众也逐渐接触到《追捕》《尼罗河上的惨案》《一滴血》《虎口脱险》等西方电影，观众的眼光也越来越严苛，在自身同质化和国外大片的冲击下，国产反特片逐渐进入低潮期。
但“反特”影视作品并未消失，而是随着电视机的逐渐普及，逐渐转变为小屏幕的“谍战剧”。
“谍战”一词最早出现于90年代，当时零星用于描述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情报竞争。词语的转变，进一步弱化了这一类型的政治色彩，而是更加注情报斗争带来的剧情冲突。
在1992年，王艺导演的12集电视剧《76号魔窟》播出。1995年，根据同名反特电影改编的《野火春风斗古城》20集电视剧播出。同年，《无悔追踪》播出，这部剧讲述的是特务冯静波的人生及其转变，该剧因角度新颖，从而刷新了“谍战剧”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谍战剧最短15集，最长也不过25集，情节紧凑。这一时期的谍战剧，丰富了过往反特电影中的人物设置，由过去单一的敌特人员，逐步演变为敌我双方的“谍报人员”。
这一阶段的中国影像作品，谍战的主人公一改以往的高大全形象，有弱点，有欲望，也有爱恨纠葛。例如，公安局长并非刀枪不入的脸谱化角色，也会患病；侦查员也要面对家人的责难和不理解。
21世纪：谍战片的突破
进入21世纪，“谍战”作品的主阵地进一步从大银幕变为小荧屏。
2002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出了一部，由国家安全部审查的反特电视剧《誓言无声》，这部剧集开辟了谍战影视剧的新道路。紧接着，《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等涉案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一纸禁令，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暴力失度的涉案剧，为“谍战剧”这种更讲究智斗的剧集类型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誓言无声》的成功促使大陆不少刑侦剧、警匪剧开始转为谍战剧，此后近十年时间，谍战剧在大陆可谓兴盛。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5年一年，就播出了《国家机密》《误入军统的女人》《密令1949》等15部以上的谍战剧。
谍战剧播的如火如荼，而电影市场一直没有出现“能打”的谍战片。
直到2009年，正值建国60周年，《风声》打着“中国首部谍战巨制”的口号横空出世。这部由华谊兄弟出品的电影，汇集了周迅、李冰冰、黄晓明、张涵予等一众巨星。
王中磊显然也注意到谍战片的市场稀缺性，他曾在接受采访表示：“对华谊来说，我们是在做三种不同的尝试，第一个是战争（《集结号》），这个是谍战（《风声》），然后是灾难（《唐山大地震》）。这三种都是国内观众要看但是一直缺的电影。”
《风声》根据作家麦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抗战时期一名汪伪政府的高官被暗杀后，日军特务机关长武田通过调查，发现“老鬼”就潜伏在剿匪司令部内，于是将可能的五名嫌疑人带到封闭的裘庄，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找出老鬼。
《风声》最大的突破在于视觉奇观的制造。
在对酷刑的展现上，相比过往反特片中单调的刑法手段，《风声》给每个怀疑对象都施以不同的酷刑，从影片开篇女刺客被恶犬撕咬下体，到李宁玉的“医检”，顾晓梦受到“绳刑”，以及吴志国遭受的“针刑”等等，花样众多且程度惨烈。
这种奇观性的画面，带来的不只视觉上的冲击，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叙事功能。刑罚越残酷，越能塑造英雄，也越能体现出敌人的暴虐，从而满足观众对于英雄和暴力手法的想象。
该片的众多刑罚都是由摄制团队“创造”的，在原著中并没有具体的描写。麦家表示撰写《风声》时，“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陈国富曾告诉记者，酷刑是导演及团队在拍摄前期做了大量调查，基于史实来设计的。其中，吴志国的“针刑”则是剧本的创造，因为陈国富本人对针灸的惧怕。“这个针刑看上去恐怖，因为想象空间很大，根据的是中国传统的经脉医学。”
导演陈国富在拍摄《风声》前，一直担任华谊的艺术指导。他坦言，请高群书共同导演《风声》，是因为尽管来大陆多年，但仍然有些把握不住大陆观众的口味，“做不到同呼吸”。
“我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哪一年的哪一天会开拍新电影，这些年我监制了很多电影，但从未自己导过电影，离我上一次拍电影已经有七年。在台湾说故事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事，但在北京不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熟悉环境，酝酿情绪。”
《风声》在当年的国庆档成功收获2亿票房，领先于其他影片的票房成绩。不同于其他的主旋律电影，在商业电影的划分下，又将主旋律电影该有的价值观表达得很好。
高群书说过，“如今中国电影极度缺乏主流价值观，而谍战片或反特片所代表的，正是这个时代缺失、又急需的主流价值观——一种信念和坚持。”他认为，作为一种新的类型片，谍战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风声》之后的几年，确实有《秋喜》《东风雨》《听风者》《智取威虎山》几部谍战电影接连上映，但总体上均不及《风声》反响热烈。
2014年《智取威虎山》上映后，只有2017年，由郭富城、赵丽颖、张翰主演的《密战》具有一定声量外，此后再无具有关注度的谍战电影出现。“谍战片”似乎又进入了沉寂期。
陈国富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对谍战片的流行不乐观：“我觉得国产谍战片成不了一个趋势，难以想象会形成一种风潮。因为谍战电视剧已经一窝蜂，在电影里应该不会再发生。”
本质上，谍战题材的剧本创作难度远高于其他类型作品，且谍战题材影视剧必须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审查也相对严格，想通过并不容易。影视剧尚且如此，电影相关审查更加严格，这可能是近几年谍战片减少的原因之一。
在此情况下，《悬崖之上》的出现，弥补了近几年谍战电影的空缺。和2009年《风声》献礼“建国60周年”一样，《悬崖之上》也是一部献礼电影，为纪念“建党100周年”而生。
《悬崖之上》的故事可以看作是经典谍战剧《悬崖》的前身。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共同回国执行代号“乌特拉”的秘密行动。四人为完成任务，成功脱身，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在《悬崖之上》中，张艺谋将自己最擅长的隐喻手法运用其中，艰难、寒冷的地理环境也预示着，谍报人员一直生存在残酷、危险的现实当中。这种影像上的“寒”和人们意志上的“热”可以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叙事上，张艺谋认为：“类型片的核心是故事，但绝不只是讲故事。”所以，《悬崖之上》没有用谍战片的惯常套路，在影片中途，就将我方潜伏人员的身份揭晓。让观众在已知“底牌”的情况下继续观影，营造更加紧张的心里节奏。
这样的情节设置，让电影讲故事的难度更加升级，但张艺谋并没有将影片全部的重点放在故事的悬念上，而是更加注重挖掘“人性”。例如，楚良因担心小兰地安危，而无意暴露了小兰身份。张宪臣因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而被敌人抓住。
这样的情节，将“国”之下还有“家”的内核表达地更加真实。地下工作者也有着对爱人的不舍，对家人的牵挂，当表现出“英雄亦是普通人”，这样的牺牲才更打动观众。
梁琳认为《悬崖之上》是非常独特的故事，“与已经成为经典的前作相比，编剧赋予了它更加丰富的人性层次。”
《悬崖之上》之后，会翻开谍战电影的新篇章吗？
来源 毒眸 作者 李清莉
审读：孙世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