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杨青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的新书《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2021年4月由东方出版社在正式出版。该书从经济全球化、抗疫、美国的现状与忧虑等角度对中美摩擦深度分析，探讨了疫情中西方和中国的政治与科学、东西方“抗疫”话语权之争的谬误、后疫情时代的有限全球化、后疫情时代与中国的战略机遇等重大问题。

“有限全球化”≠“去中国化”

2020 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波及。

郑永年在书中指出，疫情促使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更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全球化受到抑制，并可能会回归到20 世纪80 年代之前的国际贸易投资形式，部分产业回流本国。当各国都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即从之前的“超级全球化”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这个过程是否像一些人认为的是“去中国化”？郑永年在书中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去中国化”是指美国等国家将其在中国的企业强行迁回国内或者迁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实际上，美国等国家主要把境外企业迁回本土，迁出的区域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一些国家想投资分散化，即避免投资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也是正常的经济考量。那因为中国劳动力、土地和环保因素而迁到其他国家的企业更不能被视为是“去中国化”。

同时要看到，欧美不会把所有企业都搬回本国，而是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第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企业，这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已经体现出来；第二，与公共卫生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

有限全球化”≠“冲击”

这次疫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但它是否也孕育着一些机会呢？

郑永年在书中说到，从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的确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此次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很多地方的企业复工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乃至消失，无法恢复正常生产；其二，疫情结束后，随着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迁出，将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

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可以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有限的全球化”下，尽管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陆续会将部分企业迁回本国，但这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完成，这些国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链迁回。也就像他常说的“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即世界上存在分别以中国、美国为中心的两个巨大市场，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都不能放弃，产业关联情况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中日韩区域发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中日韩的地理距离不远，文化相近，产业链的区域分布也非常好。这次应对疫情，三国互帮互助，体现出三国政府之间高度互信，整体表现好于欧盟。这样的区域发展方向是值得肯定、有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应该继续推进。

不过，日本也提出把企业搬迁回去，说明日本对经济形势存在一定担忧。接下来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危机，避免各国各自为战。

中国发力的关键应当在于“软基建”

近来，“新基建”急速流行，真的能够救经济吗？中国未来的经济该怎么发展呢？

郑永年认为，新基建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客观上已经要求人们超越旧的 GDP主义，而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思路。这个新思维可以被称之为“软基建”。

什么是软基建？其实就是通过社会制度建设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保卫社会，在底层脱贫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再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发展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医院、老人院、都市停车场等等，增强社会软实力。解决了“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新大山，中产阶层才可以不断发展壮大。无论西方也好，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好，中产阶层很重要。建立消费社会必须有庞大的中产阶级。

郑永年指出，要将“新基建”的内容置于“软基建”的构架中，建设内需社会，着力在“软基建”上发力。

此外，本书在各国政府在疫情中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疫情在全球扩散中，各国政府抗疫成绩的巨大差异引发的中西方抗疫能力之争以及中西制度之争、哪些方案有助于中国经济复苏等实际问题做了分析。

审读 喻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