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3月28日上午，作家邓一光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在京发布。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邓一光从不同的角度深度解读了这部小说集，并围绕主题“切片深圳，折叠人生”，与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孟繁华、李壮、现场读者共同探讨城市生活的价值与城市写作的维度。多家直播平台同时进行现场直播。
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深圳城市风貌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和经验样板，也是全球化在中国大陆的缩影。邓一光居深十余年，书写了50余篇“深圳系列”小说，不仅改写了深圳文学在人们眼中的成见，更被当作“现象级”城市写作。十年前，龙华还是尘土飞扬，城中村、工厂云集的“关外”，如今它摇身变为龙华区，从“福田后花园”变成了“深圳北中心”。邓一光这部以“龙华”为题的小说集，细数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迁，更书写了在时代进程中的个人故事。

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为“重生”，第二辑为“梦境”，第三辑为“隐秘”，共收录12篇作品，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鲜活的深圳城市风貌。其中，中篇小说作品《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获得获首届柔石文学奖中篇小说金奖、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获2011年度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奖，《深圳在北纬22°27′-22°52′》获《人民文学》2011年度短篇小说奖。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既是本书收录的一个篇目，又为本书的书名，当中有何独特的内涵？当天发布会伊始，面对主持人李雷的提问，邓一光毫不掩饰对这个书名的喜爱。他表示，龙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开端，很多大型工厂最早在广东落地的时候就是落在龙华，能够在龙华这样的地方跳舞，是表明现代化在个人身上得以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邓一光曾经去过位于龙华的富士康参观，“站在这个地方看到工人上下班的时候地皮在抖动，几万人进、几万人出”，这是邓一光极为深刻的感受，“在那样一个工业化快速积累、快速生产、快速建立的时候，人们容易在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里面消失掉自己，他们如果要找回自己的生活，很大一个原因是要找回情感。”邓一光介绍，书中《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个故事是讲在都市化进程中间，人们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大工厂里面的工人“怎么在自己每天十几个小时制式化的工作之后来宣泄年轻人的能量，以及自己的苦闷，甚至未来的希望，这是惊心动魄的”。

那么，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是什么？邓一光直言，其实读过这个故事以后大家就知道没原则。“我们从一个文明形态进入另一个文明形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很多人是从乡村、从村镇、从三四线城市到一个大工业城市里面，原来支持自己的成套的文化系统，比如道德、价值观、血缘这些东西不在了，不在以后什么东西能在工作打拼、人际关系、追求未来生活的过程中给自己以支持？我们还是需要伦理，还是需要价值观，需要认知，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我能做、什么东西我不能做，我向往什么、阻止什么。”邓一光表示，在一个大工业环境下，尤其是我们面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重大转型的时候，从一个封闭的大陆走向整个世界开放的时候，个人也是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原来的“原则”不在了，要建立新的原则。“但是新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故事没有给，它没有原则，因为来不及建立，尤其是作为个体建立原则更为困难。”
呈现出深圳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这本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中，邓一光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在他的笔下，有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也有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众生浮世绘。
在潘凯雄看来，虽然这本小说集涉及到的只是12个场景、12张切片，但是它们把深圳创业时期那些最底层的新移民（新移民中好多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艰苦、心理煎熬、心理转变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12个作品有12个视角，邓一光从小的切口展示深圳4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从内容角度来说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一光是特别类似奈保尔这样的作家，也就是说，他的长篇、中篇、短篇都写得好，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并不多见。”孟繁华认为，邓一光敢于书写底层打工者各种各样的苦闷，通过一些丰富的细节来表达深圳打工群体的生活状态。这种关注的目光，这个注意力表明邓一光对底层群体充满了同情。但是这种同情当然不是廉价的同情，里面也有批判。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他把深圳这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
孟繁华也赞同邓一光的看法，认为现在我们的“原则”、价值观正处在一个构建的过程当中。他指出，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市文化还没有构建起来，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原乡记忆来到深圳这座明星城市，各种各样的文化碰撞和交融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文化，多种不同的可能正在逐渐构建出一种深圳文化，但这种文化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城市文学之所以不发达，包括现在写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的很少，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文化没有构建起来，它们和纽约、伦敦、布拉格、彼得堡这些城市不一样，这些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城市文化，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城市文化构建起来。而深圳只有四十年的历史，或者中国改革开放才有40年的历史，社会转型之后，过去的文化经验变成我们的文化遗产，它在当下的生活里不具有支配性，新的构成支配性的文化正在建立当中。所以，每个人充满了迷茫、困惑，这和我们的价值观正在构成、城市文化生活正在构成的过程中密切相关。”

孟繁华强调，这种迷茫、困惑及其复杂性，在邓一光的12张切片里面得到非常充分的反映和表达。“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段里，一光的这本书代表了当下城市文学，特别是转型过程当中城市文学写作的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在北京、上海、广州也都一样，我们看到的书写这些城市的小说，虽然跟深圳的生活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那里面充满的困惑、矛盾和痛苦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承受，现代性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比较当中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一定要选择现代，难道我们退回去吗？我现在对很多书写乡村，写村里那点事的作品，我看了之后就头疼，村里那么好你们怎么不回去？那是回不去的，乡村生活是只可想象不能经验的。”在孟繁华眼中，田园牧歌、袅袅炊烟、纯朴生活、小河流水，是属于乡村美学，但是今天我们进入现代之后，倘若还用乡村构建出来的美学来描述和体会我们的当下，这是不相匹配的。“现在我们讲很多乡愁、原乡，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绝对不能同意回头。邓一光在这些小说里面所呈现的那些生活细节和情节，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苦痛，有各种各样的不满足，但是他们绝不回去。”
对当代人的精神幽微之处拿捏非常准确
出生于1989年的李壮，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由于这种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有时候恰恰自己不太那么注意，所以他直言《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本书唤醒他对城市的认识，召唤回他生活在城市的许多感受。他特别提及读到《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这篇小说里面的一处细节，主人公“我”的哥哥从夜总会出来，“哥哥手里握着一支金属材料拐杖从腥红的夜总会大门里一瘸一拐出来，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有些伤感，有些不耐烦。”李壮分析说，这处细节看上去是特别形象的描写，其实细品有玄机，不是“哥哥”把自己咳出来，而是肺把他咳出来，肺活了，它的语境指的就是夜总会，而夜总会背后是巨大的城市及其系统，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咳出来的东西，“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东西，“我”我不再是主体，城市是主体，它操纵这一切。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真切的感受，我们每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城市生活看上去很便利，它延续着我们从人文主义诞生以来的让人活着更舒适的文化传统，但是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不是‘我’活着，而是‘我’在城市活着，‘我’以城市的形态活着。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运转系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变成里面一个齿轮。但跟齿轮不一样的是，齿轮没有思想，我们有思想，我们知道自己被迫运转。这种状态在哪里最集中？可能就是邓老师写到的深圳，这样高度精密化的运转，那种高速度奔跑的生活，在这样的语境里面的体验尤其突出。”李壮认为，邓一光对当代人的精神幽微之处拿捏非常准确。跟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漫游者”不同，邓一光感受到的不再是震惊，而是恐惧和焦虑，这两种情绪在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一个人孤独活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这可能是今天城市生活的精髓，尤其是在深圳这样前沿的、极端性代表了今天社会运转的城市里。邓老师写出了这种感受，能写出这种感觉的作家在今天并不多。”
发布会上，邓一光还谈及他对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看法。在他看来，短篇的命运感很强，他觉得不能拿理性处理短篇。而长篇缺了理性不行，长篇必须是具有自觉的理性精神，才有可能去做好长篇，否则的话堆的就是字数。“我们现在大量的就是在堆经验，这是肯定不行的。但是短篇不是。为什么说我的短篇风格不确定，就是取决于我当时这个人生病没有、我兴奋不兴奋、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或者我接触这件事情想表达的时候是灰色的还是明亮的，甚至我当时喝了酒没有、吃了药没有，等等，跟这些都有关系。文学能够给我们留下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我们读了一个故事，而是我通过这个故事在我的经验中能不能找到共振，甚至修正我对生活生命的一个看法，这是必须要有某些东西存在的。”邓一光认为，长篇首先是结构，不是经历。“很多人经历特别好，你拿出来以后很快就没了。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在传统文明和未来文明中间找到一种方式？我们的时间轴怎么加上去？你必须要有结构出现。”

邓一光还表示，自己的长篇都不是写当下生活的，如果写就得花几年时间。目前自己暂时没有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因为我现在年龄很大了，它就决定我能够写的时间不长了，当然说不定我80岁以后还能写，但是这个很难说，我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必须尽快把我能写的写了。”
审读：谭录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