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和顺
“文革”期间,康殷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偶尔回北京探亲,生活十分窘迫,容庚时有接济,两人通信不断。大概在1972年,康殷在给容庚的一封信中说:“今天下午,偶然到琉璃厂走走,荣宝、庆云开业,中国书店也稍存些新版古籍。荣、庆索价惊人,最次的拓片动辄2—30元,极普通印床也在十元以上,最平常(下驷)的吴缶老小画高达千二百元,令人咋舌。假如私人持售能得半价,则寒舍不失为富家翁矣。”
△吴昌硕作品
大概也是1972年某日,启功在写给容庚的信中也说:“今日到琉璃厂一行,一无所获。”
那个年月,文物古籍乏人问津,但物以稀为贵,吴昌硕一幅极平常小画居然要1200元,近乎天价。而且,私人所持不能买卖,康殷虽富收藏而不能交易,所以有“寒舍不失为富家翁”之感叹。在启功看来,这些字画只是应景摆设,中国书店新版古籍也不足观。
康殷信中还说:“承友人之力,领我去看了几年来出土的文物展,又开了眼界,异形铜器颇不少,然而新字不多。”1971年夏,故宫博物院在慈宁宫举办“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及北京、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地出土珍贵文物参加展览,这也是容庚关心的话题。
康殷这段描述很有史料价值,正好涉及琉璃厂有限恢复经营的一个关键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古玩旧书皆为“四旧”,琉璃厂一片萧瑟凄凉,店肆纷纷关门。这种局面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稍稍有所改观。有几家文物商店(古玩店)1970年提前开门,但买卖很少;旧书店则是1972年开始营业,但直至1979年都以“内部书店”形式卖书。“文革”期间,北京一般书店只陈列毛泽东、马列著作及鲁迅等少数作家作品。一般中国人也都习以为常,因为其他书都不读或不能读了,但外国人见了难免奇怪。尼克松访华时,北京涌进许多外国记者,书店情景在报道中也有所反映,令有关方面感觉尴尬。正是在此背景下,大约从1972年春天开始,海王村中国书店可以凭单位介绍信购买旧书。
△萧乾著《北京城杂忆》
“文革”结束后琉璃厂逐步恢复经营。1980年,政府出面改造摇摇欲坠的破旧店房,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包括南新华街中段东西各500米(即东、西琉璃厂),安置了54个老字号商店。但是普通市民似乎已经忘记琉璃厂。1984年7月13日,萧乾在《光明日报》发文《文化夜市好》,他呼吁:“应该把旧书摊恢复起来。大多数读书人最大的乐趣是逛旧书店。那里,买者不必带介绍信,像告帮似的;卖者也不必带着户口本,把帽沿拉下来,像进当铺似的。大家都大大方方地去进行这种文化交易。”买书要带介绍信,卖书要带户口本,今天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了。
审读:孙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