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文
老何走了。
老何近年深研“灵学”,他的一些笔名是以“灵”字起头的,尤其多用繁体的“靈”字,这个繁体字,会写的不多。
看过老何在他福特班毕业17周年的讲说,他是把“佛道儒”放在一起理解的,“佛道儒”通了,或许就是通“灵”了。如果可以“通”了这些节点,老何的离去,可能就不是一件“大悲”的事。想起我和老何的过往,攒一段平平静静的文字,从远到近,送老何平平静静地西去。
1982年高考,我和老何同是广东考生。当年自诩考得还可以,第一志愿没有犹豫就报了经济学系“世界经济”专业。当年,世经在广东招两名考生,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发现被录取的不是“世界经济”而是“政治经济学”。第一志愿没被取,心里总是有些不开心的,当时嘀咕,到底是谁把我的第一志愿挤掉了?
到了学校,过了不久就见到挤掉我的真人,原来是何志雄和郭伟东。那时候没什么关系可走,大城市和小地方的教育资源差异也没现在那么大,高考对来自小地方的考生来说,就是最大的公平。老何、老郭是省里的第二、第三名,愿“考”就要服输,慢慢地,也就释怀了。
高考虽然是最大的公平,但不一样在于,当我从大乡里进城还在“城市化”过程中刚刚开始奔走的时候,从大城市广州来的老何、老郭和王敏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了。不过,从广东来的同学大多喜欢踢球,因此,无论你走得多远,即使教室见不到、图书馆见不到、宿舍见不到,在五四操场还是常常见到的。那时,只要操场容得下四块砖头摆的两个球门,就可以开踢了。以四个广东仔的踢球水平,老郭第一,老何第二,老刘第三,王敏第四(不服?)
在五四操场踢这种四块砖头(或书包)两个球门的足球,一般是随到随踢,随意组合。有时贪玩,天都黑了,到学三食堂时,都打烊了,只能到燕春园潦草吃上几口,就去读书了。偶尔会和老郭、老何等踢一队,会踢得很畅快,打李民、许思涛等“京派”同学应该没有问题。那时广东足球有“小快灵”一说,这么小的场地,北方的大刀阔斧一般施展不开。
老何等“城市化”(这命题或就不成立,老何本就广州仔不用再化,借用一下)比我等先行一步,1983年暑假到山东陵县做家计调查或可见一斑。
记得这次社会实践是世经班陈洁联系的,当时哲学系学长陆学艺是在社科院搞农村调查,在陵县有个点,还挂任副书记。陈洁就把三个班的十几位同学张罗去了那里。陈洁是个大忙人,把我们领到后,前后脚就离开了,我们十几号人就留在了陵县,在当地过了十几天,具体事务好像是由世经的同学夏晴、老何等安排。
十几号人中,我也在。陵县地处鲁西北,当时比较落后,有“一条十字街一个喇叭全城听”之说,我们住的县府招待所也是泥地。大热天,下到县城下面的公社,比如在郑寨,见到一些老大娘都是光膀子的。陆学长安排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大家对当地有个感性的认识,于是,老何和我们在陵县县城就赶了一次集,大体是想让学生们有个概念:“市场”就是这样形成的。不知道这次“赶集”,对老何后来涉及的集市的实证分析课题有没有影响。
赶集的时候,有的女同学穿着过膝的裙子去的,把赶集摆摊卖货的老汉吓坏了,远远就闭上了眼睛,不敢看。老何则如鱼得水,但凡过桥涉水,基本都是他拉着女同学的手,用现在的话说,我是“羡慕嫉妒恨”,但是,我不敢。可能是天气大热,或者水土不服,一位北京来的大小姐晕倒了,老何二话不说,背起就往医院跑。
同学四年,不到一千五百个日日夜夜,在学校三点一线,尽管宿舍只是几个房间之隔,相互交汇并不算太多。陵县半月,可谓朝夕相处,很难得的岁月。人在外地,可惜当年的日记本不在身边,很多细节想不起来了。或许,可以想不起来的,就是弥足珍贵的。
同在京城千五日,花落四方各自开。
日子很快,就毕业了。广东四子分道扬镳,老何考上了研究生,美文考去了复旦,老郭回南很快就飞出去了,我留校。
我留校时,最后住的是16楼,就在三角地的中心地带,学三南面,还有一片小柿子林。很多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没事会端着饭盘,时不时到三角地边走边吃边看边听边說,就和“赶集”差不多。老何就是这样的“赶集”者,中午或者晚饭,有时会端着饭到我宿舍吃,说上几句。也就是这零碎的饭聚,知道老何的一些零碎。
比如,他考上福特班啦,“很难考的”,不时来分享一些经济学前沿给我,比如威廉姆斯、制度经济学、政府经济学(那时,我正在啃斯蒂格利茨关于这方面的书)等等。有一天,老何带来他翻译的威廉姆斯一本教材的一个章节和采访林毅夫老师的一篇稿子,要投稿给北大学报。未能如老何所愿刊出,抱歉了。
在读研究生时,老何有过一段和他的专业或和他以后的“灵性”不一定很搭的“高光时刻”,他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如意杯”业余节目主持人大赛,从海选到进入半决赛,这段时间估计老何很忙,很少到三角地来。有一天,他来了,说进半决赛了,开心得很。弟弟当时是北大校刊的学生记者,就为老何写了一篇通讯捧下场,校刊也很给力,安排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版面,见刊的标题:风中的“老唐”。弟弟说,老何像“唐老鸭”。后来琢磨一下,还真像,老何“唐老鸭”,穿件长城牌风衣,行走在三角地,嘎嘎嘎。
决赛,老何得了第四名,尽管未进三甲,也抱回了一台如意牌21吋彩色电视机。当时老何在读,很快就要飞了,这台彩电对他来说非刚需。老何说要转给我,2000元,按当时的彩电价位,确实不贵。我对老何说,我每月70元工资,不吃不喝要多少个月才盘得下你这台彩电?后来,不知道老何把赢来的大“如意”转给了谁。
这场“如意”比赛,老何社交圈大为扩大,认识了一批“狐朋狗友”。那年春假,我出门了几天,老何跟我要了钥匙借了宿舍,他们怎么聚的,我不知道。假期后回到北京,一早到校,敲开门,一屋子人,男男女女,啤酒瓶、烟屁股,天都亮了,还在打牌呢。
老何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一一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我都一一记在通讯录上了,就好像是警察给小偷做笔录一样,其中就有“鱼头”在年级群里提到的诗人汪国真。做完“笔录”,他们也就一哄而散了,很快,老何就飞去加拿大,读他的多伦多大学去了。那份“笔录”上的名字,静静地躺在我的通讯录上。
再见,竟然差不多十年后的事了。1998年百年校庆,我从深圳到了北京,突然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台阶见到老何,大叫,相拥,大喜。那时,老何已经开始“聪明绝顶”了,并告诉我他的英文名叫Martin,在香港。不过,我还是喜欢用广东话直呼其名“何志雄”,觉得更加短促有力。
又两年,我也到了香港。
其时,香港回归不久,82经济系在港工作的也是人最多的时候,老何、许国庆、陈学文、李晖、王小卒、王敏和我,等等,同学到香港来,不是你请我陪,就是我请他陪,陪吃陪喝陪聊。
有时会是港深两地同学大聚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卒大喜,宴席从香港摆到了深圳,能来的都来了。那顿宴席,从中午一直喝到晚饭翻牌来了另一桌客人。最热烈的是两个世经同学小卒和陈洁关于西方经济学有用无用的争论,老何也是世经西学回来的,但他没有介入争论,只是像“唐老鸭”那样咧着嘴笑。
老何在加拿大学什么、做什么,我原来一无所知,后来,老何在一次电话中说他在加拿大华文报纸做过财经记者。此时,我刚刚在香港开启我的报业生涯,为了这个,我们在一起喝了一次茶。对这次茶叙,老何很认真,把他在香港《明报》加拿大版发表的文章,包了一包拿来和我分享。明报由金庸创办,香港的报纸政治光谱很长,有影响力的都会有海外版,比如美东版、美西版等等,但凡有华人的地区,几乎都有华文报纸。
做报纸,好像是老何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一看老何那些稿子,和一般的新闻记者路数不同,多了专业色彩,而不是一般的新闻记者那样有闻必录、搬字过纸。老何对他这段经历应该是很珍视的,那些稿子我读完之后,老何又要了回去。不过,他为《明报》打工时,金庸已经把《明报》卖掉了,一个叫于品海的年轻人接的盘,背后的金主老何估计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听老何说在多伦多中过风,大病一场,应该是老何离开《明报》之后的事了。
几乎和老何在香港同城而居二十年,但日子就和大学那四年的节奏差不多,偶尔会见面,但基本不知道对方在忙什么,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同学,你在与不在,都会流动着,都在流淌着。
人要生活,各有各的谋生;人有思想,各人的想法也可以不交汇。老何所从事的金融或者投行工作,我尽管也知点皮毛,但不是我做的事情。老何所想的,和我可能并不在一条轨道上,他发过很多“灵诗”和“灵思”给我,或者说,我粗人一个,到达不了老何“灵”的境界。
老何的“灵”修到了一定程度,应该是以“行”为圭臬的。除了他的职业头衔和“灵”类的笔名,老何2016年以来有了一个社会职衔:北京大学香港助学基金会副主席。这可能是一个虚衔,但老何把这个虚衔做实了,老何是这个基金会的义工,一直为贫困学生筹款、助学,尽管自己命运多舛,也在帮助更多的人们,为不相识的学生四处奔走。有时候在朋友圈看到老何筹款的身影,慢慢的好像也有了一些肚围了,这是老何晚来的“福气”吧。
一位受助过老何的学生,可能并不知道老何并不老,享年才57岁,闻知老何去世,感恩的同时也感怀,为这位“老先生”“老前辈”写下了一段话:世上唯有两样东西永恒不变,一个是高悬于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另一个是深藏在我们内心的高尚情怀。
老何走了,写下这些零碎,送送老何。因为零碎,所以纯粹,这是老何的意义。
老何,你来过……
审读:孙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