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河源
《西中有东》全书70余幅插图、彩图,与涉及到其时社会状况、观念象征、文明程度、思维异同对比,包先生的解说就更为生动直观。如果说有遗憾,就是插图尺寸太小,对于不熟悉艺术史的我来说,虽有老花镜的帮助,细节表达上,还是不甚了了。
[caption id="attachment_3254934" align="alignnone" width="1080"] ▲《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美】包华石 主讲
刘东 评议主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caption]
满清末造,风雨飘摇。
接连丧师失地于英法列强不说,就连帝国一向未放在眼里的蕞尔近邻日本,甲午一役,也让李中堂耗时十年、耗资无算、苦心经营,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一时之间,亡国灭种的忧患,摆在所有未能装睡的国人尤其士大夫面前。当是时,吾国近代史上,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严几道先生,他翻译赫胥黎氏的《天演论》,不啻在垂暮的晚清知识界适时投下一颗原子弹。其后十数年,武昌首义鸣枪前夜,一位北上应考庚款留学的徽州青年胡洪骍,“因为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临时改名胡适——严复先生翻译时留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警句,余响依然不绝。这点掌故,对近现代吾国文化史稍有留心者,耳熟能详。
以后见之明,检讨百年前,倒是要对达尔文进化论对吾国知识界的震撼烈度,感到诧异。毕竟,相对于西方上帝安排一切、所有物种井然有序、如如不动的“存在巨链”机械宇宙观,吾国群经之首的《周易》,几乎专论变化,效法乾坤两卦“天行健”“地势坤”的君子们,也得“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如此迥异西方的有机宇宙观,吾国传统社会中,在在皆有。比如《麻姑仙坛记》中,麻姑和王方平的那句对话——“麻姑自言:‘接侍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间蓬莱水,乃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陆陵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即使不熟悉颜鲁公,未曾寓目这段文字,四字成语沧海桑田、两字习语沧桑,总不该陌生吧?再不济,“风水轮流转”、“千年田地八百主”之类腾传众口的俗谚背后,还不都写着一个“变”字。
何以故?也许在压倒性能否保住“球籍”的焦虑之下,看不见熟悉地方的风景吧。倒是旁观者不在局中,无需患得患失,那份距离和从容,能点醒峰峦四合杂树遮目的山行者呢。这是我读美国汉学家、艺术史家、两届列文森奖得主包华石先生《西中有东:前工业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的最大感受了。“包子”(包华石先生清华讲座评论前的口头禅“包子曰”)先生的读解,一新我素所习焉不察的文句图画,让散落在脑海深处曾经接触过的内容熠熠闪光,有了不同的意义。
如同该书评议人刘东教授的论题:“为中国人民声辩”,我同样疑虑包子先生是否站在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正确立场上,(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自由思想者当年所引用的,只是来自遥远中国的纯粹‘理论’,所以这个国度在他们心目中难免要靠近‘理想’而非事实。”也就是说,类似“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最被伏尔泰仰慕的平等的一个原则就是对施政权力任人唯贤的任命”等,也许就是欧西启蒙思想家们为冲决捆缚自身罗网、打破“君权神授”迷思的一种投射呢。毕竟,“龙代表了可以适应不同社会角色、应时而变的人才,云则代表他所处的环境,即这个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世界。”“正如龙可以改变自己的动态,有才能的人也可以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以这样的方式,早期中国人成功地形象化了19世纪之前罕有人能够想像的概念——正如雷蒙·威廉斯注意到的那样,‘社会地位是被塑造出来的,而不仅只是通过继承得到的。’”类似的论述,多少都有过度阐释的色彩。
尽管如此,包子先生梳理了自管子、孔子、墨子、孟子以降,汉唐举贤任能,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与实践千年行龙,两宋结穴的光辉思想、制度操作、视觉表现和园林修造,读来还是让人既惊且愧。包先生提供的那个前工业化时代的欧西维度,让投射其上的东土思想资源的刻印,格外清晰。
在我们看来宫廷与国家(如诸葛亮《前出师表》中所谓“宫中府中,不宜异同”)、官与职(秦以后流官不能世职,官须选拔,职有任期,核有规程)、公与私(张敞“闺阁之私有甚于画眉者”,即使尊为帝王也不宜探问遑论追究)的分别几乎应该自来如此、本该如此的。但包先生追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时候发现,“任何一个现代政体都需要试图对多样性意见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统一。”在霍布斯的对个体道德选择施加控制以服从君主的方子之外,还有其他路径吗?(白居易)“与潘恩和富兰克林所秉持的观点一致,法律对所有人的统一适用性是避免社会分裂和施政权力倾垮的方法。鉴于此,他们的相似性可能是由于这两种论述都是植根于对举贤任能的理解及其假设的法律公平性。然而,在18世纪30年代之前,大多数的英国人还并未接触到举贤任能的概念。”接触不到概念,当然谈不上对它的理解,因此诸如拾遗、补缺、谏议、御史台、义仓、累进税制、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名实、形名等等截然不同甚且在当时集权高张的西方完全不存在的概念和实践,比附时的落差、展望时的震撼,可以想见。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对于我们而言,像自宋代开始已经流程规范化的科举考试程序,诸如搜身、锁院、糊名、誊录等等,除了回避,一应步骤的设计,公平考虑的底线要求之外,莫不有辱斯文,是对应试士子“人性恶”的有罪推定。但包先生却从中看出了极大的不同:“每一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学着将这种隐私权视为理所当然,意识到只有在将其所属传统群体的地位与个体倾向隐藏起来的时候,自己的表现才能被公正地评价。同样,每一个受益于登闻检院的纳税人都可以学着领会他或她的隐私权的保护意义,使其免受对国家的检举揭发制度没有好感的、报复心强的官员的伤害。”因为不服裁决可以上诉,而被诉的官员必须回避。这对工业化前“君权神授”“国王永远正确”的英法,无疑有革命性的刺激。千年而后,吾国前沿科技IT精英李彦宏却认为国人愿意用隐私换便捷,对隐私不那么在意的。也许他说的是现实,毕竟,我们普通人的隐私,譬如手机、身份信息之类,早不知泄露了多少回。但说国人因此而不重隐私,恐怕还是污蔑。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历史并没有所谓必然的进步这样的规律。
《西中有东》全书70余幅插图、彩图,与涉及到其时社会状况、观念象征、文明程度、思维异同对比,包先生的解说就更为生动直观。如果说有遗憾,就是插图尺寸太小,对于不熟悉艺术史的我来说,虽有老花镜的帮助,细节表达上,还是不甚了了。
总之,包先生此作,给了我一个整合传统阅读的新视角。代入其时,英格兰婴儿五岁以内50%的死亡率;直到1820年代,大英还有名目高达160余种的死刑(见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九《伏尔泰时代》),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完全不必仔细看了半夜,才从没有年代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字缝中,看出“吃人”来的——“吃人”大概是人类历史长时段的常态,看看百年以来流血漂橹的两次世界大战,看看地球上诸多诱因造成的无尽流血冲突,他可概矣。当然,欧西也“吃人”,并非我们“吃人”正当的理由。如果因为有包先生们(譬如李约瑟、谢和耐、韩森等)汉学家对“我们先前阔过”的真诚礼赞,就以为万物皆备于我因而固步自封不知今世何世。如果那样,才真万劫不复了的。
只能说,文明的演进,极其曲折、漫长,文明的成果,格外娇嫩、脆弱,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呵护文明,呵护淑世超越的那份价值。
【作者简介】
杨河源,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曾任职高校、媒体,现为东莞图书馆研究馆员。
审读 :谭录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