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何谓“经”？“经”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要读这些著作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两千多年来这些著作我们需要不断去阅读、解释、理解，后人也是在理解和发挥这些经典的基础之上把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来向前推进？8月9日，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景海峰受邀在“人文讲坛·儒家/道家文化研习社”上，以“儒家的经典及其解释”，详细解析“经”的来龙去脉。
“我们今天经常说‘经典’，但‘经典’这个概念，是西学东渐之后慢慢才流行。从中国的语言来讲，它之前是讲所谓‘经’。这个‘经’显然是特有所指，‘经’在汉以后实际上就是专指儒家根本的书，即‘五经’或者后来的‘十三经’。”景海峰介绍，虽然包括道家《道德经》在内的很多书也都以“经”名之，但那是在一个比较普泛的第二意义上来讲的，而中国人所讲的“经”，主要就是儒家的“十三经”。

▲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景海峰

当天讲座上，景海峰从“经与解释”“围绕经的观念展开”“经之意义的形成”等方面深入展开介绍。他指出，比较早地明确将“六经”合起来称之的是《庄子》一书。《天运》篇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又《天下》篇言：“……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新出土之郭店楚简有《六德》篇，其中曰：“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一直以来，围绕着什么是经和如何理解经，以及经学义理的具体展开，儒家思想的发展又经历了曲折与繁复的过程，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景海峰表示，经作为表达“常道”的载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和其族群的根源性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文明史延展与文化连续性的源泉活水，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典籍。
他认为，经的形成与解释活动是相伴而生的，在“六经”这些文本被整理和其生成的过程中，对之文字所做的删削和淘裁，可能就伴随着解释工作的展开，而新的解释性文字的出现，即构成了“传”的最初形式。作为原文的“经”和解释性的文字“传”，有时是纠缠在一起的，甚至难解难分，在时序上也往往有交错或者叠加的情形。这样，经即包含了解释，而解释即为经，经与解释相依而成。
“我们强调‘经’不是死的东西，文字是死的，但是它的的意义在不同的时代要不断去领会与阐发。当它身上新的东西能够被逼显出来，这才使得‘经’始终处于一个鲜活的状态。”
景海峰强调，解释对于经而言有着多重的意义，从浅表说是疏通经意的要求，为了读懂经文、理解经义、掌握经旨，必须不断地解释，包括了解“他解”和尝试“自解”，或者在“他解”与“自解”之间穿梭往来，反复巡回，以达领会之境地。对解释活动而言，经又是一种媒介，是意义沟通、思想传递和知识增扩的重要方式，就像人们的交往活动需要广场和集散地一样，围绕着“经”所搭建起来的思想平台，就相当于是一个人文历史的枢纽和精神运动的发散场，各种观念学说在这里汇聚，无数新的激发与想象又从这里扩散开来。而对于“经”自体来说，解释本身就是其内核的组成部分，经的形成伴随着解释，经的意义呈现和持续扩展，也是由不间断的解释活动所构成的，故离开了解释，经就失去了活性，也就不存在经之为经的根本意义了。
据了解，“人文讲坛·儒家/道家文化研习社”由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深圳图书馆主办，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深圳市云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