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泉向与会的常务理事们介绍了深圳大学近年来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以及传播学院的发展方向与特色。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作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在新闻传播学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学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离不开学校的大力支持。作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关注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持续探索传媒人才教育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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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蒋荣耀 文/图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袁庚与乔胜利被人并称为蛇口的“一老一少”。1984年邓小平访问深圳，37岁的乔胜利作为蛇口工业区党委副书记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一时名声大噪。1987年，刚刚40岁的乔胜利成为改制后的蛇口工业区第一任总经理。乔胜利还担任过深圳市委常委。
袁庚与乔胜利等蛇口的改革者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不仅改变了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也对当时的制度、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这种探索为后来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以及走向市场经济，带去了信心和经验，提供了范本。蛇口被认为是创造了奇迹的地方，但是探索并非一帆风顺。
深圳商报记者在深圳特区建立四十周年的特殊时刻，采访了蛇口曾经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乔胜利，听他回忆过去的蛇口故事。
记者：我想从您的个人经历来开始今天的访问，您是怎么来深圳的？您为什么会选择来蛇口？
乔胜利：我是1980年初调入深圳的。第一次来，蛇口招商局驻深圳接待办派人来接我我，当时没人带路都找不到蛇口。那时候蛇口可以说还是一片荒凉。很多人对我们来蛇口不理解。我当时是海军转业到广州远洋，广州是个大城市，怎么会有人愿意从广州到蛇口来？确实，当年并不是所有人能看到蛇口的希望。
我们后来开玩笑说，地球原来是什么样，蛇口那时候就是什么样。我记得在蛇口逮到一只蚊子，有一公分半成那么长，我装在瓶子里边，结果它生命力很强，过了一个月还活着。当地渔民喜欢晒鱼干，空气中弥漫的是腥味，所以苍蝇也多。我们吃水也困难，当时在离海边有几十米的地方挖个坑，渗出的水还带咸味，就是我们的饮用水。
记者：您刚来蛇口，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乔胜利：我来以后管人事，当人事处副处长，劳动服务公司经理。那时候蛇口特别缺人才。交通部调来第一批干部可以说就是种子，后来就必须根据需要从全国各地招聘。所以，我们那时候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调了一批人。
我讲个故事。我到蛇口的第4天，蛇口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许智明告诉我，袁庚从香港过来要见一见我。我说袁庚是谁？他说袁总是我们的董事长，总指挥。我想，那我得去。当时见面有四个人，主要是对袁庚要对我一个人讲话。他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对我的思维的冲击很大。袁庚说你到蛇口还要做干部工作，但不要把过去在部队做干部工作的那一套方法带到蛇口。蛇口要打破论资排辈，要做到人员能上能下，要看成绩使用干部，过去的那些东西统统都装到档案里就好。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从那时候起，袁庚已经准备在蛇口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了？
乔胜利：你想，我原来是南海舰队管任免干部，一直都会注意论资排辈，是吧？他讲了这么一番话，对我冲击真的很大。后来，蛇口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大的突破从工业区最高管理层这一级就开始了。工业区党委决定，对这一层管理人员的任用不再是某个领导提名，某个组织或者某一级党组织任命，而是通过蛇口的技术员以上、总经理助理以上的全体人员参与民主选举产生。
袁庚认为改革首先就是干部体制上的改革。我们想借鉴香港的招聘经验，通过考试向全国招聘人才，改变干部队伍落后的状况。当然，也不只是袁庚，当时中央可能对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场有些冒险的改革”。我记得当时国务院总理到蛇口来视察，把我们集中起来讲话，他说你们这帮人在这里做了一件和国家现行经济运行体制格格不入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是什么不怕，可是今天你仔细回味这句话，那就是说你做的每一件事，要不就是违背当时的政策，要不就是犯规。是不是这样？不过，实践证明蛇口做的这些事情意义重大，从当时来说是与“国家现行经济运行体制格格不入”，但后来我们所做的很多东西也被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借鉴和采用了。
记者：蛇口还做了哪些“格格不入”的探索，后来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并被国家采纳？
乔胜利：蛇口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是建立社会保障系统。1981年，我们开始研究社会保障的问题。因为当时外资企业的员工都由蛇口工业区负责招工，外资企业和国企不同，它如果撤资或者停业了，员工退休后怎么办？
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员工在企业工作期间，企业需要缴纳社会保障金。蛇口为此专门成立一个社保公司。为了社保资金的安全和稳定收益，我们又办了一个商业保险机构，中国平安保险就是这样出现的。蛇口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国家后来的社保体系做了非常重要的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乔胜利。资料照片。
记者：在全国，最早进行住房商品化探索的好像也是蛇口？
乔胜利：中国的住房商品化业也可以说是从蛇口开始。过去职工是分配住房，可是蛇口工业区的情况没有办法像过去国企那样分配，怎么办？我们做了四个阶段的探索。第一个阶段是通过补贴来销售住房，补贴为主，土地成本也不收，所以有些在蛇口买第一套房的人，只需要支付七八千元人民币。因为当时不这样做，工业区建好的住房卖不出去。第二阶段土地仍然不作价，只收建筑安装费，这样能够实现滚动发展。第三个阶段还是土地不作价，在建筑安装费全收的基础上，再增加少量的利润，实现良性循环。第四个阶段，交地价和建设费，再加上适当的利润，这样就实现了住房的完全商品化。
记者：最后您能否给我们讲一件在蛇口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事？
乔胜利：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袁庚给我打电话说，中午他要请一个客人吃饭，叫我过去陪一下。我那时候事多，袁庚和客人先到了，我一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我就问，你好，请问贵姓？对方就说我姓刘，然后也没有站起来，也不跟我握手，就看了看我。我就继续问，刘小姐你好，你在哪工作？她就不搭理我了。袁庚就告诉我，这是刘晓庆。我说，刘晓庆你好，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袁庚以为我是开玩笑。刘晓庆还讲了一句话，中国人还有不知道刘晓庆是谁的。那时候刘晓庆主演的《火烧圆明园》正在热映。但是我们到了蛇口以后，工作忙得不分白昼黑夜，哪里还有时间去看电影或者去关注明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