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在众多纪念出版活动中,皇冠出版社近日出版《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无疑最为亮眼。这是关于张爱玲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首度曝光。
1952年,张爱玲为了完成学业,从上海来到香港,因缘际会结识了宋淇、宋邝文美夫妇。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就此开始三人长达40年的往来通信。
张爱玲视宋淇和宋邝文美为下半生最信任的好友:“我的信除了业务方面,不过是把脑子里长篇大论对你们说的话拣必要的写一点。”她在信里和他们讨论文学创作、出版业务,更详实记下在美国生活的种种琐事:她惦记的旗袍样式、她做的梦、她的食衣住行、她的迁徙和病痛……
据介绍,《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始于1955年,止于1995年,超过700封书信,从中不仅可以看见她的写作过程、她和宋淇夫妇之间的真挚情谊,更从字里行间映照出时代变迁的缩影,而这部书信集的问世,也开启了另一扇了解张爱玲的窗,堪称研究张爱玲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附:本书收录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我与张爱玲,与我的父母》一文
我与张爱玲,与我的父母
宋以朗
时光匆匆过去,今年已是张爱玲诞生一百周年,而曾经见过她本人的人已是寥寥可数。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张爱玲,所以我会不停地被问及我对张爱玲的回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四年。当时我只是一个五岁小童,对这位张阿姨没有什么印象,也不记得她在语录里提到我的事儿:
听见琅琅吃药:
(一)戴着药丸如护身符。
(二)想出花样,有落场势,好像不是为了加白糖才肯吃。
《张爱玲语录》倒有我们俩的一个集体回忆:
你们卧室的小露台像“庐山一角”,又像“壶中天地”。
语录批注说:“五十年代,我们居于北角继园,父母卧室约三四十平方。一进门,迎面是落地的磨砂玻璃墙,前行数步才见右边有一道小走廊,拐一个弯便通到露台。露台也由落地的磨砂玻璃包围,只有打开中层的窗子方望到外面景物。由于露台设计独特,初入卧室根本不会察觉,仿佛别有洞天,于是张爱玲便有上面的妙喻。”我对这个小露台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在那里营建了一个纸制印第安人帐篷,我躲进去就不用理会大人们了!
▲宋淇和宋邝文美之子、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网上资料图片)
一九五九年夏,我家从港岛北角继园搬到九龙加多利山。我自己有个小房间,里面有简单的床、桌、椅、柜。柜子里有很多书,包括一大堆《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本书故事文字,也算是“平淡而自然”,十多岁的孩子也可以接受,我反复看过多遍,但我没有追问父母与作者的关系,当然也没有想到那些由作者亲笔签名的初版书有一天会是价值连城。
一九六一年,张爱玲再访香港,在旺角花墟附近租了房间,从我家步行过去只需几分钟。后来她临走前退了租,却发现还有电影剧本未写好,便来我家借住两星期。我让出房间给她,自己到客厅“喂蚊”。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多年来我不知被问了多少遍对张爱玲的印象这个问题,但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说。
我写过一篇关于张爱玲轶事的短文说:
张爱玲整天就只神秘兮兮的躲在卧室,即使偶尔同枱食饭,彼此间也静默得宛如隐修院的院友。她从不挑剔饭菜,胃口也不大,但根据我家老佣人阿妹的暗中观察,她最爱吃的似乎就是隔夜面包,大概是有胃病问题。至于外表,她身材高瘦,打扮朴素,阿妹分析说衣服都是她自己裁的,我不肯定是不是,只是印象中没见过她穿旗袍。记得最清楚的,倒是她深近视又不戴眼镜,看事物总要俯前──也许她担心把我和姊姊混淆了。
这些年来我屡次受访,讲述对张爱玲的印象,也不外乎上面讲的那些。
我搜索他人对张爱玲的印象,希望可以引发出我自己的记忆。
例一:曹可凡在《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引用白先勇回忆张爱玲与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王祯和、殷张兰熙等人的一九六一年台北宴会:
白先勇先生记得,那天和张爱玲的聚餐安排在西门町附近一家名叫“石家”的苏州菜馆……她身穿素淡的旗袍,但随身带着一件暗紫色绸缎棉质外套,特别显眼……
那晚,白先勇先生与张爱玲相邻而坐。“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她的眼神因近视略显得有些朦胧、迷离,一旦特别关注你,便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两道白光直射而来,难怪她观察周围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彻、深刻。”
例二:於梨华在《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说:
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暗灰薄呢窄裙洋装,长颈上系了条紫红丝巾。可不是胡乱搭在那里,而是巧妙地调谐衣服的色泽及颈子的细长。头发则微波式,及肩,由漆黑发夹随意绾住,托出长圆脸盘。眼珠有点突,没戴眼镜(通信中知道她戴眼镜的),想必有隐形镜片,所以看人时半抬下巴,半垂眼睑。我不认为她好看,但她的模样却是独一无二(one of its kind)。
他们的文采与观察能力比我好得多,可惜我的脑子还是一片空白。
其实我有什么印象不是要点。这个故事里的三个主要人物是:张爱玲、我父亲宋淇与母亲宋邝文美。他们三位的故事很简单:张爱玲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为完成学业从上海来香港,她在报纸上看到美国新闻处的招聘海明威《老人与海》翻译者广告便投了简历,结果被选中,因而结识时在美新处翻译部的宋淇,后来有在一个社交场合又结识了宋邝文美。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民到了美国。当时我父亲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的制片主任,张爱玲在我父亲的介绍下,先后为公司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一九六一年十月,张爱玲来香港写剧本赚钱。一九六二年三月,张爱玲回美,三人终身没有再会面。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在美逝世,遗嘱简单地说:“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宋淇在港逝世。二○○七年十一月,宋邝文美在港逝世。
▲宋淇和宋邝文美(网上资料图片)
二○○三年,母亲中风,我从美国回来香港照顾她。她的最后五年,我总算陪她渡过了。最初我只是负责整理张爱玲的合约,给她逐一签好,然后归档。
投入之后,我很快得了“十万个为什么”病。为什么张爱玲会将遗产全部留给宋氏夫妇呢?她的亲戚们怎么样啦?为什么张爱玲遗物里有完成但未出版的作品(如《小团圆》)?要不要替她出版?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如《爱憎表》)呢?《色,戒》女主角原型是否民族女英雄郑苹如?张爱玲有没有到台湾采访过少帅张学良?《同学少年都不贱》不能出版的“毛病”是啥?这些都是人家不停问我的问题。
我转问我母亲,她只说不记得叫我不要烦她。幸好母亲有告诉我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家里一箱箱的书信里面。我搜遍全家,找到四十一年他们三人写的七百多封信,洋洋共六十多万字。这些书信好像结成一个普通法的法律系统:案例都有据理,差不多凡事都引用先例。看完这些信,我开始有信心处理张爱玲的遗产。
其中张爱玲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信中说:“如果我的钱有剩,那么(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了……(二)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
翻译作品倒是容易。这些年,张爱玲的作品已经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波兰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日文、韩文、越南文等。她的英文作品《雷峰塔》《易经》《少帅》也翻译成中文。出版了生前没出版的作品有《重访边城》《异乡记》《爱憎表》《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
“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则是腼腆的张爱玲不愿意点明。她想表达的是,她知道我父母的身体都不好,叫他们拿钱去用,但她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所以变成吞吞吐吐。看到这里,我真的很感动。
二○一○年,我从他们三个人那七百多封信件中选出部分内容,编成《张爱玲私语录》,出版准则以反映友情为主。通过这些书信,我希望能解释清楚他们三个人的友谊。我看过不少张爱玲传记,大多鲜有提及我父母,即使提到,有时也是负面的。这显然跟我在信里读到的内容背道而驰。我出版《张爱玲私语录》,主要目的正是要纠正这些谬误。
以我自己来说,我周游列国多年,每处都不会久留,所以我没有一个四十年朋友,更遑论跟人有六十多万字的通信。对我来说,张宋书信是一个奇迹。
对张爱玲研究者来说,张宋书信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有极高学术价值。不妨举一个例子:一九八三年,张爱玲出版《惘然记》,她在序中说,“《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都是一九五○年间写的……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偏偏她就是没有解释震动惊喜何来,造成外界不少争议。张宋书信里就有详细的解释讨论。
一般而言,作家要反驳评论者是不容易的,像罗生门一样,大家也不知道谁的版本才是真相。即使张爱玲想说自己没有那个意图,别人还是可以说她抵赖,甚至说她潜意识的确如此。但张宋书信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创作过程有大量书信文献左证,一切“作者意图”都可考本溯源,有力限制了评论者的胡乱猜测,也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罕例。文学研究者若没有充足的第一手资料,随时便会犯下闭门造车的毛病,可以错得很厉害。现在写关于张爱玲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张爱玲的作品有市场,连带写她的文章也有市场,所以我觉得,现在更有必要把书信这类第一手材料公开。
但书信不可以解答所有问题。例如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信提起《小团圆》:“这篇小说时间上跳来跳去﹐你们看了一定头昏﹐我预备在单行本自序里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她没有写过这篇自序,所以这是一个谜。但我宁愿张宋书信不是一本无所不知的天书,这样张爱玲的传奇才可以永远继续。
张宋书信集计划于今年出版,刚好是张爱玲诞生一百周年。然后我这个张爱玲遗产执行者也终于可以隐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