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一批围绕这一主题创作的文学作品纷至沓来。其中，深圳作家吴君创作的长篇小说《万福》是至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用血浓于水的方式，讲述了深港两地血肉相连不能割舍的骨肉亲情。这部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万福》上了多种新书推荐榜单，不断引起关注。它以文学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了一条“阅读深圳、认识深圳、理解深圳”的独特途径。

《万福》讲述了深圳万福村阿慧和陈水英两个家庭三代人40年的往事，反映出不同时代深圳和香港的变化。“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3年。”吴君说，小说是她对住在香港和深圳两地的两家人深入观察及调研的结果。
从《亲爱的深圳》到《生于东门》，再到如今的《万福》，吴君的小说地理坐标始终没有离开过深圳。“深圳没有限制我，反而一直在成全我。”吴君说，她希望把中国最活跃的人群和他们所创造出的这个大都会持续嵌入到我的书写之中，用一个个故事串起深圳人的心灵秘史。“这是我的动力所在。”吴君说。

▲深圳作家吴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认为，《万福》是“一部具有鲜明大时代印记的小说”，但“充满着烟火气和日常情，它的大时代印记就是烟火气和日常情烘托出来的”。
经授权，读创/深圳商报刊发贺绍俊先生的评论全文，以飨读者。

烟火气和日常情中的时代印记

——读吴君的长篇小说《万福》

贺绍俊

《万福》是吴君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万福这个标题特别喜庆。在民间，最有人缘的汉字大概就是“福”字吧。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佳节，春节到来之际，家家都要张贴“福”字，连给孩子贺岁钱的红包上也会写上一个“福”字，当然还有汇集了各种字体的“百福图”、“千福图”。吴君似乎仍不解渴，她索性要画一幅“万福”的画卷。
万福在小说中是一个深圳的村子，它位于深圳南端。这个村名大概是吴君杜撰的，但无论是现实中真有其村，还是作家的杜撰，吴君选中了它，我猜想一定是“福”这个吉祥的汉字打动了吴君的心。“福”字的确也非常妥帖地印证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说文解字》对福的诠释是：“福，佑也。”意思是说，在神灵的保佑下，逢凶化吉为福。数千年来，中国人都祈盼福字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和福气，可以说，福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向往和追求的美好境界。福，是与最广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福，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正是吴君在这部小说中所采取的基本视角。小说讲述的是万福村两个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故事，故事从1970年代末期讲起，一场带来中国巨变的改革大潮正在酝酿兴起之中，小说的两位主人公潘寿良和陈炳根当时才二十来岁，他们也紧追着社会变革的大趋势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他们本来想搭伴一起去寻找的，却阴差阳错，他们一个留在了万福村，一个去了对岸的香港。他们的分离不仅酿造出两家人的恩恩怨怨，也见证了深圳、香港两地相互依存、此消彼长的发展历程。
吴君在时空上把握得非常到位，时间上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空间上则是深圳与香港相邻的前沿地带。这一特定的时空自然就把我们带入一个伟大变迁的时代。但吴君并不是一个刻意去沾重大题材之光的作家，虽然她有过记者的经历，具有强烈的现实敏感，也始终在跟踪深圳的瞬息万变，但她关心的是现实变革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以及各种生活的变化所带来的人心波动和灵魂纠结。同样的，在《万福》这部涉及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四十年来与香港最近距离的交往的作品中，吴君的着眼点仍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家长里短。这是一部具有鲜明大时代印记的小说，但大时代的印记不是刻在那些重大工程或宏伟建筑上，也不是刻在英雄劳模的伟大创业上。这部小说充满着烟火气和日常情，它的大时代印记就是烟火气和日常情烘托出来的。
万福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子，却能凸显改革开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改革开放的目的用一句最通俗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吴君选择“万福”这两个字可以说正是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核心——万福，万福，不就是说要让亿万人民都幸福吗？万福村因为与香港隔海相望，万福村的人自然就会以对岸的香港作为参照，万福人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而羡慕香港的，“对于吃的用的，万福人只相信香港的。”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了，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会有那么多人逃到香港去。小说就是从万福人也卷入到逃港事件中写起的。万福人从“只相信香港”到逐渐以平常心往来于深圳、香港之间，从因为没有嫁到香港而心生恨意到开心地说“我不去想香港的事了，万福比哪里都好”，无不凝聚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带来的物质之变、精神之变和观念习俗之变。吴君是从万福的日常生活里去表现这种种变化的，她十分细心地观察到万福人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的神态和心理。比如“万福人通常会叼着一支从香港吃午饭时用过的牙签，大摇大摆地从香港回到深圳。看见深圳湾上空那片浅蓝色的时候，心中掠过阵阵欢喜，只是在脸上都不会显露出来，他们太愿意这样生活了。”这一细节把万福人骨子里仍然喜欢香港但他们更为自己家乡而自豪的心理表现得入木三分。
这部小说的人物来往于万福和香港之间，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福气都与这两个空间相交集。万福人最初把幸福寄托在香港，后来社会在变革，他们寄托幸福的空间也在发生偏移，后来，万福人从家乡获得了更加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万福人的幸福感是与具体的日子连在一起的，因此吴君始终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着墨，这样就能够更真切地表现出这种幸福感来。但万福人的幸福感在这四十年间游移于万福和香港之间，这种状况给万福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矛盾。吴君丝毫没有遮掩这种矛盾，她所编写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对这种矛盾的演绎。矛盾给家庭带来种种悲欢，也造成亲情关系的恶化。吴君写矛盾写出了十足的烟火气，同时她更关注烟火气下日常情是怎么绵延不断的。潘家大哥潘寿良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爬到逃港的船上，但因为发生意外，潘寿娥没有逃成，她独自一人留在万福，未去成香港成为她的心病，她就想尽办法也要将女儿阿惠嫁到香港。她更是把自己的哥哥和妹妹恨死了，发誓要和潘家人决裂，因此她在母亲回万福做寿时导演了一场吵架的闹剧。潘寿良虽然去了香港，却一直心怀内疚，长期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回万福，不敢见妹妹潘寿娥和同学陈炳根。但即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恶化，他们曾经的亲情、友情乃至爱情还存在心底，这种亲情、友情和爱情只不过因为生活矛盾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表现。比如潘寿良帮助阿惠在香港渡过难关，并一直以阿惠的名义给妹妹潘寿娥寄钱。在潘宝顺的寿宴上，陈炳根见阿珠醉倒在沙发上，便拿了个披肩给阿珠盖上，这一细节则可看出陈炳根心中还保存着对阿珠的爱。吴君写到了矛盾的尖锐和激化，有时会觉得几乎是水火不相容，但即使这样，我发现吴君仍然强调了他们的日常情仍是带着浓浓的烟火气，仿佛每一个人的怨气和恨意都值得同情，又仿佛每一个人都生活得不容易不必去责怪。这些人物即使矛盾非常尖锐仍能保持日常情感，为什么在吴君的笔下显得十分真实可信呢？这是因为吴君把握了一点：他们之间的矛盾与人性的恶意无关，这些矛盾都是万福人在寻找幸福的过程中产生的，尽管在寻找幸福的过程中会遇到挫折、意外，也会造成误解，但他们寻找幸福的愿望是一致的，最终他们就会在寻找幸福这一点上达成谅解。说来说去还是这个“福”字啊，福就是每一个万福人心中的一盏灯，只要这盏灯不灭，他们之间的情感之河就会一如既往地流下去。但是，必须看到，为什么万福人心中的这盏灯不会灭掉，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大时代在源源不断地给他们心中的灯续上了能源。吴君非常敏锐地把握了普通人与大时代的关系。大时代的巨变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共同努力取得的，但普通人如果没有大时代作为后盾，他们个人的努力也是很难轻易改变命运的。吴君大概看重这层关系，所以她没有去写英雄的故事（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反映改革开放重大主题就应该用英雄故事来完成），而是想写普通人与大时代的辩证关系。万福人都很勤奋、善良，但他们并非三头六臂，如果完全靠自己，一时半会难以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么他们就只能长年把幸福的愿望寄托在对岸的香港上。但他们的勤奋和努力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紧跟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因此他们就在万福这片土地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万福虽小，却折射出了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轨迹。
万福处在与香港相邻的特殊位置，当年香港成为万福人艳羡的福地。《万福》的故事也是在万福和香港两地展开，我们在阅读中自然会将两地加以比较，在比较中我们也许能对改革开放大时代的特点看得更清晰。潘寿良和陈炳根是这部小说的两个主人公，他们是中学同学，曾相邀一起逃往香港，但最终变成了一个在香港，一个留在了万福，他们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寻找幸福的路。陈炳根留在了万福，他不仅摔伤了腿，还丢掉了村长的职务，按说很倒霉了，但他仍老老实实做人，一步一个脚印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在村里仍有威信，陈炳根是一个善良、诚实的农民，也是一个能够忍辱负重的好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万福也旧貌换新颜，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陈炳根与万福人一道共同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红利。小说中有一段描写万福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字，写他们如何洗漱完毕，慢慢走到福高酒楼去悠闲地吃早茶，又如何踱步到了潘氏祠堂斟上茶开始一天的生活。吴君在其文字里透出了一种欣赏的惬意，她情不自禁地写道：“万福人在这个时间里真的很舒服。如果站到山上还可以看到更美的景。”潘寿良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在香港站住了脚，并成为了一个承接建筑工程的小老板，但他所付出的辛劳显然比陈炳根要大得多。香港虽然是一个富裕的大都市，但并非每一个来到香港的人都能轻易享受到香港的福利。潘寿良就很伤感地说：“原来香港并不是他们描述的那么好，所谓的遍地黄金，每个人都可以吃上白米饭都是假象。”潘寿良完全靠着自己的吃苦耐劳，终于安顿好的自己的亲人，也有了自己的事业，用陈炳根的话说，他也像一个“国际大都市的香港人”了。但是，潘寿良丝毫也不敢懈怠，因为他只要不拼命工作，他就无法维持生活。当他查出自己有病时，就变得忧心忡忡。他感觉到未来毫无保障。这时候，他下决心要带着母亲、弟弟和妹妹回到万福去。陈炳根与潘寿良两人的命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潘寿良的四十年是个人奋斗的四十年，香港给他提供了奋斗的客观条件，但香港整体的富裕与繁荣是与潘寿良没有密切关联的。潘寿良的“福”是用自己的心血挣来的，但这个“福”又是那么的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陈炳根的四十年则是像乘坐在一艘大航船上，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着向前行进。陈炳根的“福”既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他依靠国家和集体的力量才能完全实现的。陈炳根深深懂得这一点，他热爱集体，也感恩集体。他兴奋地向潘寿良描述集体是怎么种树的：“种树时，全村人都出来了，像过节一样，集体过节。”他也知道潘寿良的问题所在，他对潘寿良说：“你应该很久没有体会过集体生活了吧？”这就是小说的核心。小说通过万福人在万福村和香港两地之间求生活的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万福村四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孤立的个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一个缩影。
万福，万福，这个标题取得好，只有亿万人民都幸福了才是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