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午放学时分，位于惠州市区江北富民路附近的青苹果乐园午托机构一派忙碌，午托老师不仅要忙着去接孩子，给孩子们分好餐，还要打包40多个外卖饭盒送到附近的写字楼。

午托机构兼售外卖，是一种自救方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从1月中旬到6月2日的4个多月时间里，午托机构暂时停摆，没有收入，房租和员工工资压得不少午托机构经营者“喘不过气”。即使是6月2日开始恢复经营后，不高的午托率依然让经营者感觉困难重重。面对困难，有的午托机构选择转让，但更多的是选择通过不同的自救方式来“活下去”。他们相信，托管教育服务的刚性需求不会随着此次疫情的影响而突然消失，“扛过去”就会有希望。

做外卖增收，缓解经济压力

炸鸡排、三杯鸭、番茄炒蛋、青椒炒鸡腿菇、清炒大白菜……近日的一天上午11时许，青苹果乐园午托的4位老师开始打包外卖，附近的几家企业当天订了40多份午餐。

决定要做外卖的时候，该午托机构的负责人郑女士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但她知道“不动起来就没有希望了”。

该午托开办了8年，租了两栋楼、面积约650平方米。上学期招收了120名午托学生，聘请了7个员工。疫情发生后，午托没有了收入，但房租还得按时交。“每个月租金1万多元，还得给员工发基本生活费。”郑女士说，好几个月只出不进让她倍感压力，她甚至想过缩小经营范围降低租赁压力，但最终选择通过其他方式尝试自救。

拿什么来自救？郑女士的弟弟在江北一家写字楼上班，午餐常常是叫外卖解决，弟弟建议她做外卖增收，她心动了。可毕竟是第一次做外卖，心里没底，她召回了4位员工，让他们下厨做菜，谁做得好吃，就让谁当大厨。她还免费给弟弟公司的同事送了20多份快餐，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完善。

5月10日，外卖自救行动正式启动，价格实惠，15元一荤一汤两配菜。得益于弟弟的宣传和外卖的品质保证，订单慢慢增长，每天稳定在40－60份，多的时候能达到80份，周末也有人订，午托学生的家长得知后，也订餐支持她。

消息传开后，不少同行来咨询请教，她也乐意分享出去。“我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自救之路。”

6月2日，午托机构通过验收复工后，只回来了40多个学生，大约是原来的三分之一，考虑到生存压力，涨了一点午托费，“原来每月650元，现在800元。”郑女士说，家长也表示理解。

在做好午托服务的同时，她依然坚持做外卖。“反正也要给学生做饭，那就一起做了。”郑女士说，虽然外卖赚的钱不多，但多少也是补贴。“今年最重要的是活下去。”

关停“小的”保住“大的”

同样是为了“活下去”，在博罗县罗阳街道开午托机构的聂女士选择了“弃车保帅”。

两年多前，聂女士在罗阳北环路附近开了一间午托机构，面积大约280平方米，请了5个老师，上学期午托学生有近100人。去年9月，她又在博罗县响水镇开起了第二间午托机构，请了2个老师，有午托学生30多人。

疫情一来，4个多月没有收入，每月还要支付两间午托的租金和员工工资共近万元，聂女士开始感到吃不消了。无奈之下，聂女士关闭了响水的午托机构来止损，2位老师为了生活早已自谋出路。此后，她便全身心做好罗阳的午托机构。6月2日复工后，午托机构回来了六七十个学生，聂女士只让原来的两个老师回来上班，加上她自己，一共3个人。“以前我不干具体的活，现在为了节省人工成本，我自己干了。自己辛苦点，先把‘大本营’保住。”

除了拓渠道增收、关停部分门店和裁员止损，也有一些午托靠着原有的积蓄和打出感情牌扛了过来。

位于市区江北的小苹果午托负责人刘女士说，每个月1万多元的房租是她最大的压力来源，这一点她靠积蓄还能顶得住，员工薪资带来的压力则通过感情来化解了。刘女士聘请了6个员工，每人每月工资两三千元。这些员工大多是在午托机构开办之初就入职的，共事6年，大家感情融洽。疫情发生后，刘女士和她们商量暂停发放工资，大家也表示理解。“我鼓励他们去做兼职，并承诺复工后仍可以回来上班。”刘女士说，他们有的去摆摊卖水果，有的去兼职做家庭教师。6月2日复工后，尽管回来午托的学生只有七成左右，但她还是让老师都回来上班了。“很感谢员工和我一起熬过来了。”

利用暑假多渠道创收，提升午托服务品质

6月2日复工运营，让不少午托机构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活下去”的压力依然存在。记者走访市区多家午托机构发现，不少午托机构都打出了暑假辅导班、暑假夏令营的招生广告，以期在暑假增加收入。

郑女士的计划是在暑假开设幼小衔接班，同时继续做外卖生意，多方面补贴午托机构开支。疫情之后，她对午托行业也有了新的思考。“后疫情时期，家长对午托服务质量的要求更高了。”她说，接下来想将午托机构往精品化方向发展，让学生享受更优质的服务。

暑假招生直接影响着下半年的经营状况。记者在走访中还了解到，不少午托机构对下半年的招生还是比较担忧，毕竟疫情影响还在，有一些家长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将孩子放在午托机构。一家不愿意具名的午托机构负责人表示，为了缓解生存压力，已经决定涨价，“从原来的3000元一个学期涨到3500元左右。”

博罗的校外午托机构生存压力更大。除了疫情影响，博罗去年9月在罗阳街道开始试点校内课后托管服务，今年或许还将适当扩大试点范围。双重压力之下，博罗一些午托机构开始发出转让公告，或者寻求教育培训方面的合作伙伴，共负盈亏。聂女士也发出了转让罗阳这家午托机构的信息。“信息发出去之后，也有一些人来谈，但没有谈成。”聂女士说，她现在的想法是，有人接手就转让出去，没人接手就自己先干着，生源减少的话就再裁员，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扛着，“反正出去也是打工。”

小苹果午托的刘女士则相对乐观一些。在小学复课而午托机构没有复工的那段时间，她接到许多家长的电话，都说希望午托尽早开放。“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午托服务是刚需。”刘女士认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如今只要好好努力，提升服务品质，就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来源：惠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