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赵玉 通讯员 金呼哨

▲深圳大学、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专家学者、作家诗人出席学术沙龙“抗疫文艺作品的文化反思”。

端午节前夕，由深圳市南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南山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深圳市华文文学学会联合承办的学术沙龙“抗疫文艺作品的文化反思”，在深圳罗湖艺嘉国际大酒店举行。深圳大学、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专家学者、作家诗人共20多人同台论道。

学术沙龙先就五个议题请专人发表看法，张军、周礼红、谢端平、海舒、黄永健各陈己见。诗人姚寒俊首先就抗疫文艺谈了自己的理解：抗疫文艺，应该指的是在这疫情期间，所涌现出来的讴歌、体现、分析、理性总结、个性批判等类型的文艺作品，所针对的目标群体也不一而同，比如讴歌政府，体现社会现实，分析现象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批判造成后果的行为等。

关于抗疫文艺的文化关照，深圳大学黄永健教授指出：“在文化关照下的的抗疫文艺，是文艺的正能量抒发。我的理解是：抗疫文艺，能体现在公众媒体上的，一定是有文化关照的。从文化学和文化立场评论疫情文艺创作的必要性，只有从文化立场和人类文化向善趋美的建构大势立论，才能看清方方等等疫情文艺的价值和生命，从而免于‘干嘴仗’无谓之争。”

姚寒俊说在文化关照下的的抗疫文艺，当对大部分吃瓜群众有利，那在社会舆论中，就是好；如果不是，那就是不好。关于这一议题，他的理解是：抗疫文艺，能体现在公众媒体上的，一定是有文化关照的。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方方欲望，深圳大学黄永健教授指出，方方在出日记之前，已有《出门寻死》《软埋》《万箭穿心》名字都吓死人的小说暴得人气。方方日记，是这次疫情期间网络热议的一个话题。姚寒俊说：“但凡用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来引起关注的人，我都是没心情关注的。所有因为体现自己而在某一个局部刻意体现的文字，都是文学投机者。一个投机者，是不值得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关注和追捧的。”

就诺贝尔文学奖的方方欲望话题，文芝评论家谢端平说：“当初方方与柳忠秧产生纠纷时，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声援，柳忠秧死后我才醒悟，我被假相绑架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吃瓜群众，看到的是表相，是热闹，我认为方方是一个公知，希望我们不要被公知和公知们绑架。”

关于深圳抗疫文艺的言说方式，深圳华文文学学会会长张军分析了深圳抗疫以来的文艺表现，实际上网络助力民众自发进行文艺创作，深圳的疫情文艺创作多姿多彩多声部喧哗。深圳抗疫文艺的言说方式，主要是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歌曲为主。当然也有其他的文艺形式，比如绘画、摄影、视频、微电影等。诗歌主要是抒情，对这次抗疫各种情绪的宣泄。散文主要是记述抗疫中的人和事。歌曲当然也主要是抒情或歌颂，报告文学呢，主要歌颂在这次抗疫前线的白衣天使的一些先进事迹。这都是很好的。从这类作品来说呢，它的特点，一是真实。二是见证历史，以事实为依据来展开故事。第三是抒情。这是当代的中国故事，讲深圳的故事。当然，它的问题呢，就是即兴写作比较多，反映的社会价值、主题思想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这次深圳抗疫文艺的作品，没有出现小说这种言说方式，因为小说主要是虚构。经过这场疫情之后，有的小说家可能会静下心来，反思、沉淀，最后写出很好的鸿篇巨制。

谢端平因为当宝安区文化局内刊兼职采编的缘故，前段时间写了一篇稿，综述宝安区文艺抗疫。他在网络上搜索、参考《宝安日报》报道、浏览政府微信公众号，发现文艺界在抗疫方面真是太热闹，几乎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吹拉弹唱，生旦净丑样样俱全。有个民警以歌曲、书法、国画、楹联、漫画等文化艺术形式，共创作了 60 余幅的抗疫主题作品。给人一种幻觉，疫情会促使中国文艺复兴了他认为抗疫文艺展现了大众战疫的决心和勇气，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如果文艺在如此重大的事件前表现得无力，没有文化关照，那我们还要文艺干什么？

谢端平说：“我们谈抗疫文艺的时候，不应只拘限于有话语权的那批文艺家、文艺工作者，还应着眼于底层或基层。身在基层的缘故，我读到了很多抗疫题材文艺作品，很多纪实文章，很深刻、贴近现实，因为这些作者就生活在底层、基层。打铁文艺社的漫画很有声势，他们在农历年前即创作了大量的战疫漫画。有个作家，创作了13篇《封村记》和8篇《封门记》，那完全是原生态的记录。”

姚寒俊说：“真正的抗疫文艺，没有固定的言说方式，没有固定的体裁。其实我们所求的，只有两个字：真实。只有真实的，才是真正体现了真善美假恶丑的。至于某方面能让体现出来的，不是文艺创作者，首先为之顾虑的。当然，我不反对为了能展现真实，而所实施的某些技巧。我也不赞同，头脑简单的为了展现真实，而弱智的成为别有用心者的工具。矛盾的是，这两者，往往因为模糊的界线，成为话语权把握者对对与错的评判标准。”

关于中外灾难文艺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张东生会长更想理解为，在面对灾难时，中外不同的习惯和态度。但不管是中外，群众都是从媒体上了解对方。都有对对方的认可和不理解。这很正常。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批判别人和认可别人的批判。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人应对灾难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群体，只要做好自己这个群体认可的最合适的方式就行，不要用你的口味去要求别人，除非，你能让他成为跟你一样的人。矛盾的产生，往往就是因为你要求别人跟你一样。

诗人海舒比较国内灾难文艺，从哲学的高度审视判断书写，要多阅读西方灾难文艺作品。丹尼尔·笛福[英国]《瘟疫年纪事》，阿尔贝·加缪[法国]《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曾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说，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爱。一段时间以来，加缪代表作《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成为疫情期间当当网新上榜的图书，这些作家们则用文字，在著名的文学作品中书写了人类的创痛与抗争。

诗人徐云芳谈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与疫情有关的非虚构和虚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疫情文学阅读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我读过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花冠病毒》，书中关于病毒形态及其杀伤力的描写让人震撼，书中有关封城、市民抢购等的描写和现实似有惊人的“对应”之处。在毕淑敏看来，写灾难文学、疫情文学是作家的使命和职责所在，但经验告诉她，没有第一手资料，没有亲临一线的感觉，很难写好。那段非常岁月，毕淑敏采访了梁万年、陈薇这些专家领导，也采访了外交部长李肇星，更采访了大量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康复的患者、殡葬工人，亲历了当时抢购的情况。“病毒会一再和人类血战，和人类多次交锋。这是我们逃不过的劫难。”

关于后抗疫时期文化创作的展望，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周礼红研究员以认为，一是要坚持爱国主义，不搞成民粹主义；二是生命至上，拥抱自然；三是客观真实，坚持真理；四是注重艺术审美价值。

评论家金敦谈到，不管是前期于后期，文化创作者，都得本着真心，艺术的书写自己的真实的行为、感受和思想。不管是歌颂或是批判。都得建立在真实的、客观的、理性的分析、阐述、总结上并升华为你独特的见解。不被人或势力、利益所左右；不为其它的声音、行为和诱惑所蛊惑。简单的说，哪怕你是事件中人，你也得学会站住事件之外，来最大化清晰的、客观的、公正地向社会展示、体现、表达你真实的见闻和理解。

学术沙龙先就五个议题请专人发表看法后，许俊民、紫叶、兴言、李自龙、顾亚峰、蒋品、湘涵等本地作家诗人，词作家郭雪燕，各抒己见，表达抗疫文艺的文化关照的思考、亢奋、牢骚、观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