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杨青

五一爆冷逆袭票房过亿的黎巴嫩新片《何以为家》，不是浅薄地贩卖苦难，而是直指苦难岁月中父母的责任所在，12岁的赞恩在法庭上起诉父母：为什么生下我？他请求父母不要再生孩子。

贫穷成了赞恩父亲的挡箭牌和背锅侠。

如果家庭富有，孩子就会过得幸福吗？

同样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法国片《天上再见》给《何以为家》提供了答案：NO！

《天上再见》虽是战争题材，讲的同样是父母和子女的问题。当爱德华的父亲找到戴着面具的儿子，跟他道歉，承认自己没有正视自己儿子的绘画天才后，爱德华眼泪汪出，上前拥抱了父亲，多年的隔膜和伤痛在那一刻得到了和解，接下来，爱德华冲到阳台上，一跃而下。

赞恩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最后却有了一个理想的归宿，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

爱德华却从富有的少爷到参军战后的伤兵再到成功的骗子，得到父亲的道歉后却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穷一富，两个不同国家、家庭和遭遇的孩子，都是不愿意回家的孩子。

赞恩不愿意回家是因为得不到爱和呵护。

而爱德华拒绝回家是因为得不到父亲的认可，战后他残忍地给父亲和姐姐送去自己死亡的消息，然后蜷缩在一个贫困的阁楼里，用自己的才华去行骗。

虽然每对父母都知道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但不管是贫穷之家还是富裕之家，父母往往习惯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附属物，不尊重他们的意愿：赞恩的日子是一望而知的苦，但衣食无忧的爱德华更苦，因为父亲不让他成为自己，一直试图把他调教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爱德华的父亲是爱他的，尤其是他死后，愿意花大价钱，把儿子的名字悄悄写在一排被纪念的名单中，甚至在想到他的死日时，晕厥倒地。

但是在爱德华的记忆中的父亲一直是严厉的，不认可的，挑剔的，他感受不到爱，宁肯死都不愿意回家。

这种父权的高压很容易想到台湾导演李安，当年李安在高考补习后没有考中一个理想的学校，在美国毕业结婚后又六年待业在家，直到有机会拿起导筒，在校长父亲眼中，导演一直不是份正经工作，直到李安凭《卧虎藏龙》拿到奥斯卡奖回台湾，他才觉得卸下心头的重担，可以告慰父亲。

赞恩的父母把责任推到了贫穷身上。赞恩的妈妈甚至反驳女律师：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还敢批评我？贫穷成了他们逃避父母职责的“背锅侠”。

爱德华的父亲是有反思精神的，肯批判曾经的自己，面对儿子真诚道歉。

父权就像爱德华头上的一柄利剑，在父亲接纳他的一瞬，他用父亲的标准审判了自己。

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谁更难？《天上再见》和《何以为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孩子过得幸福与否，貌似跟贫穷和富有关系不大，反倒跟父母的职责和对孩子的接纳认可密不可分。

让孩子成为孩子自己，而不是父母希望成为的样子，这才是孩子的幸福之本。